【如意安詳】閱世/何國忠
1990年5月，徐梵澄寫信給侄兒徐崇善，說歲月悠忽，已至老年，正讀《百源學案》，有感一事。邵雍病重時，程頤去看望他，問永別以前，有何勸告。邵雍說：“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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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自號安樂先生，喜愛《易經》。他眼中的程頤為人嚴厲，一板一眼。他認為處事圓融，一切留餘地，才是待人之道。徐梵澄讚譽：“此乃閱世極深後，為後人作一極佳之箴言”，並提起“直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的人性弱點，要侄兒警惕。
經歷越多，越能消化前人智慧。引古人箴言，不過是提自己服膺的修行之道。徐梵澄處事恬淡，對物質不講究，也不慕名利。和他來往密切的鄰居詹志芳在〈瑣憶徐梵澄先生〉說他晚年寫作不要稿費。又說有一次她策劃給癌症病人開辦音樂會籌款，徐梵澄不留名，捐出1000元，為捐獻者中最高者。他去世後，詹志芳在遺物中發現另外多種捐款收據。
徐梵澄在印度33年中，其中28年是在阿羅須多創辦的修道院中，阿羅須多有聖哲雅號，和聖雄甘地及聖詩泰戈爾同列印度“三聖”。阿羅須多於1950年去世，晚年只專注著述，掌舵的是一位名叫密那的法國女人，裡頭的人稱她為“母親”，貴族出身，能力極強，從經費到實際管理，她一手操辦。
徐梵澄敬佩“母親”，有3次他起回國念頭，都被“母親”以中國局勢不穩定阻止，其中一次大發脾氣，說他躲不過反右和文革。修道院有具規模的手工造紙廠、印刷廠和發行網，“母親”給徐梵澄經費，讓他在香港購買華文鉛字，印刷他認為有用的作品。徐梵澄不領薪水，生活起居由“母親”照顧。他利用修道院收藏，完成多本著述。
揚之水不認同“母親”作法，孫波的《徐梵澄傳》依傳主，沿用“母親”，揚之水在她和陸灝合著的《梵澄先生》，則以“法國女人”稱呼她。她認為她雖然重視徐梵澄才華，“但實際上卻是將他作高級僱工使用的：不開工資，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書，出版後，也不給分文稿費，甚至書也不給一本的。”她去世後，學院衰敗，“梵澄先生才爭得了歸國的機會。”
連賓館錢也付不起
揚之水憤憤不平有其依據。1978年，徐梵澄回到中國，臨走前身無分文，只有一張機票。他到大使館，聽說他是魯迅和毛澤東的學生，又寫得一手文情並茂書信，雖無國籍，工作人員對他客氣，護照辦成。抵達香港，卻因為1949年以後不曾入住中國，需要簽證，回家日期又被蹉跎，還好香港朋友邵嘉猷資助，處理大小事，最後徐梵澄安然無恙抵達長沙三哥家。
家人不知怎麼處理這位一貧如洗的歸國學人，徐梵澄連賓館錢也付不起。最後長沙市外辦出面解決，將這位老僑胞安頓在市委招待所。孫波的《徐梵澄傳》敘述這一段尷尬行程。
最後聯絡上在社會科學院工作的好朋友馮至和賀麟，徐梵澄的學術地位被抬高至大師等級。他被安排到任繼愈領導下社科院宗教所，院裡無權任命一級研究員，他被定為一級半研究員。雖低馮至和賀麟半級，但是兩位老友對他關懷備至，以他華僑身分，將月工資定為500元人民幣，成為當時社科院中薪水最高研究員。社科院也答應徐梵澄要求：不參加政治學習，不帶研究生，不接受任何採訪。
淡泊慣了。“先生居室的簡單。大概是我所有認識的人中之最了。三室一廳的房子，朝南的書房內，一張書桌，兩個小書架，兩個沙發，還有兩個上了鎖的立櫥，僅此而已，沒有任何裝飾，也沒有電視機、音響之類的……朝北的一間，也是書房，桌上筆墨紙硯，旁邊還有一盤未下完的圍棋。”這是陸灝對他居所的描述。
加一則有關馬新小事。1973年，“母親”病逝，修道院停止出版工作，他的生活大不如前，閒時重溫古典，以優美筆調，敘述蒼涼而感傷的故事，發表在馬新華文報紙上。之前編輯頻頻來信索稿，說寫什麼登什麼，並且稿酬優厚。雖所得無多，但不失為小補。
他告訴揚之水，他的幾組文章“希臘古典重溫”、“澄廬文議”、“談書”，都是當時書寫。有一次友人將新加坡《星洲日報》剪報寄給他，發現編輯把“梵”寫為“焚”，一字弄錯，意思大變，真是由“靜”趨“動”，由“生”至“死”了。初覺滑稽，忽而又覺此中有歪打正著理趣。他說：“善哉，此等文字，焚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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