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姑阿比丁.权力下放的中心思想

不过，这些紧张关系并不新鲜。我在发言中还提到，早在1920年代，端姑莫哈末（1888年-1933年在位的森美兰州第七任统治者）就在一次杜尔巴（Durbar）会议（统治者会议的前身）上提出，各州的预算应该下放。与此同时，他还批准了一些预示着各州之间新合作的新机构，如位于波德申的皇家马来军团或瓜拉江沙马来学院，他和其他三位马来联邦州统治者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除了其他新机构外，这些机构也需要一个官僚来运作。

这是非常好的，在这次讨论的前几日，我在古晋与砂拉越公务员和政府相关公司就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交谈。我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为能够不受联邦政府的限制并自己做出更多决定而感到自豪和充满热情。称谓也很重要：他们的政府首脑已经使用了不同的头衔（总理），砂拉越议长向我解释说，可能会从其名称中正式删除“州”。几日后，砂拉越宣布学校将用英语教数理，随后将扩展到所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

我从负责实施这些改革的人们身上感受到了活力和乐观。然而，人们理所当然地会问，为什么砂拉越能够做到这些事情，而其他州却做不到呢？部分原因是根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收回了自治权。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有政党政治的因素，砂拉越国会议员对现任联邦政府的稳定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我们半岛人仍有理由感到兴奋。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所（IDEAS）首席执行员杨淑雯最近发表了一篇第14届州选对州与联邦关系的影响的评论，她认为联邦与州两级执政党新的复杂组合使各政党能够利用州的治理来展示其领导素质和治理能力——并获得相应的拨款与自治权。

这当然也有风险。正如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一样，如果决策权下放过快，就可能为贪污创造新的机会，使工作效率更低。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每个层面的制衡也至关重要。

我告诉我的砂拉越新朋友：“我们支持你。因为如果你能证明权力下放能带来更好的结果，那么所有州属都拥有更多自治权的理由就会变得无可抵挡——这当然也符合我们的联邦宪法，因为它无疑确定了我们作为一个联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