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姑阿比丁.權力下放的中心思想

不過，這些緊張關係並不新鮮。我在發言中還提到，早在1920年代，端姑莫哈末（1888年-1933年在位的森美蘭州第七任統治者）就在一次杜爾巴（Durbar）會議（統治者會議的前身）上提出，各州的預算應該下放。與此同時，他還批准了一些預示著各州之間新合作的新機構，如位於波德申的皇家馬來軍團或瓜拉江沙馬來學院，他和其他三位馬來聯邦州統治者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除了其他新機構外，這些機構也需要一個官僚來運作。

這是非常好的，在這次討論的前幾日，我在古晉與砂拉越公務員和政府相關公司就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所面臨的挑戰進行了交談。我發現，他們無一例外地為能夠不受聯邦政府的限制並自己做出更多決定而感到自豪和充滿熱情。稱謂也很重要：他們的政府首腦已經使用了不同的頭銜（總理），砂拉越議長向我解釋說，可能會從其名稱中正式刪除“州”。幾日後，砂拉越宣佈學校將用英語教數理，隨後將擴展到所有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學科。

我從負責實施這些改革的人們身上感受到了活力和樂觀。然而，人們理所當然地會問，為什麼砂拉越能夠做到這些事情，而其他州卻做不到呢？部分原因是根據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收回了自治權。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也有政黨政治的因素，砂拉越國會議員對現任聯邦政府的穩定至關重要。

儘管如此，我們半島人仍有理由感到興奮。民主及經濟事務研究所（IDEAS）首席執行員楊淑雯最近發表了一篇第14屆州選對州與聯邦關係的影響的評論，她認為聯邦與州兩級執政黨新的複雜組合使各政黨能夠利用州的治理來展示其領導素質和治理能力——並獲得相應的撥款與自治權。

這當然也有風險。正如其他國家發生的情況一樣，如果決策權下放過快，就可能為貪汙創造新的機會，使工作效率更低。這就是為什麼確保每個層面的制衡也至關重要。

我告訴我的砂拉越新朋友：“我們支持你。因為如果你能證明權力下放能帶來更好的結果，那麼所有州屬都擁有更多自治權的理由就會變得無可抵擋——這當然也符合我們的聯邦憲法，因為它無疑確定了我們作為一個聯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