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牌景观／02】解读老招牌：看见马来西亚独特的字体美学
吉隆坡茨厂街招牌导览结束后，邀请字体探究组织huruf成员接受访问，没有了先前穿梭老店大厦的兴奋，少了招牌字体的“护身”下，他们略显紧张。
一群对字体有着痴爱的人，这样形容huruf成员或许再合适不过了。从最初的Typokaki到现在的huruf，元老级成员陈姝利和陈子豪谈起最终目标，即在日常的街道风景中，从字体开始发掘专属马来西亚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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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招牌真的很‘hiao’（姣）！”——huruf全员
字体研究组织huruf于2017年成立，说起huruf的故事，还得从创始人陈姝利的故事说起。她在荷兰皇家艺术学院选读“字体设计”（typeface design），当时本地修习字体设计专业的人不多，从欧洲归来的陈姝利和伙伴在友人邀请下，举办了许多字体设计工作坊和演讲。她说：“十多年前，这里对字体设计专业的认识不多，所以我想要趁机推广，不然太寂寞了。”
至于研究马来西亚字体文化的契机，更要回溯到2013年到泰国出席“曼谷字体研讨会”，“我和工作伙伴开始研究马来西亚早期的多元文字。”她先从企业、钱币、政治、现代艺术着手，慢慢地到街上看招牌，只不过那时还没有huruf。
字体也能看出历史文化
“这是huruf的最新作品，校长负责监督我们做功课。”陈姝利拿起《Welcome : Typographic Streetscapes in Malaysia》一书说道。
huruf成员包含陈姝利在内有5人，分别是陈子豪、李蕙伊、范凯聪和何明安。而大家口中的“校长”，是负责从历史和文化政治角度去看字体的研究员陈子豪，他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博士学位，同时从事跨领域艺术创作。
“喜欢字体的人自然会聚在一起。”他和陈姝利的伙伴关系约10年，始于后者在2012年创立的“Typokaki”工作室，再到现在的huruf。陈子豪表示，他们除了对字体学有兴趣，同时也想填补本地设计教育漏洞。大部分字体设计师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无法套用在本地招牌字体的排序。如何从马来西亚的角度去研究字体学的历史，这是从Typokaki延续到重组huruf一贯的概念。
冠病疫情期间，他们集合本地设计师推出名为“Gotong-Royong”字体合集，字体以本地食物、建筑、语言、自然生态为发想，开放让大众免费下载。而先前提到的“新作品”，便是huruf与长期关注东南亚视觉文化的韩国独立出版社“songgak”合作发行。
即兴创作的字体，随意又玩味
huruf的其他成员李蕙伊、范凯聪和何明安，都是平面设计师。
“我很喜欢Vernacular Typography（在地街景文字），说的就是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设计训练者写的字体。”何明安指着放在轮子底下，商家用保丽龙材质写的招牌这么说道。
“为了加厚拉丁字母‘F’，他们不断往上加了一笔又一笔，而且每次用的颜色都不同。在这些字体中，我看到即兴在里头，形成了有趣的民间字体美学。”他表示，这些随意且玩味的创作，是专业设计师无法创造的。
一旁的李蕙伊和范凯聪，则盯着洪兴玩具店开始了讨论。问其缘由，范凯聪说：“这个手绘招牌每个‘K’都不一样，Louie（李蕙伊）也看出招牌里‘R’特别小。”他们推断或许是画招牌者突然意识到要为“R”隔壁的“M”多点空间，才把R画小了。
李蕙伊补充说：“不是说他们手艺不好，只是字母的比例，一开始很难用肉眼看得出来。以前手绘招牌的人不一定懂英文，但就是得学会做。”就这样，一路上两人化身字体科学家，对高挂的招牌观察得彻底，反复推测数码化前的旧时字，仿佛看出锁在岁月里的故事。
用图文记载即将消逝的街景
随着网络发达，人们对字体设计这门专业不再陌生。如今，陈姝利更喜欢走入社区与人们聊天，了解街景文字的故事，“那些Aunty Uncle都很迷人，虽然和我们做着同样的事，但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匠人或专业的人。”
huruf在新书《Welcome:Typographic Streetscapes in Malaysia》中，先以马来西亚多种语言历史为开头，再踏入传统招牌制造商的工作室、采访文冬手绘广告画工唐耀生、发掘货车手绘字体以及记录在地街景文字。对于即将消逝在历史洪流中的日常风景，既然无力阻拦，他们改以图文记载。
最后问起加入huruf的条件，陈姝利表示只要对“字”有热情都欢迎。在吉隆坡居住了20年的她，近几年搬回槟城老家。她在槟岛合作探索招牌的对象，是致力推广槟城视觉文化的品牌顾问Joël Lim Du Bois（林英伦）。
“他们是huruf的槟城小分队。”李蕙伊这么形容。
回到槟城寻找归属，从招牌中探索家族故事
“时间不是唯一的敌人，创造这些招牌的生活方式消失……属于我们的字体文化也在消逝。”——《Ancestor of child》
Joël的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是槟城娘惹，在60年代便离开了马来亚。
他在英国伦敦生活长大，却找不到身分认同感，“我的父母都不是英国人，即便我说英文，始终觉得不属于那里。”孩童时期，他跟随母亲回到槟城探亲，即便看起来不像本地人，也不会说这里的语言，但Joël却深深感受到那份归属感。
就这样，横跨半个时代后，他回到母亲的出生地定居，今年刚好满10年。
但招牌怎么就成了他熟悉这片土地的媒介？Joël解释：“我的曾曾曾祖父母在70年代去世，那是没有数码化的时代，所以我想透过旧时招牌去理解他们所在的槟城。”他喜欢走在乔治市的街道阡陌，看招牌上仍残留的过去，那些常年被太阳暴晒的，那些被新油漆覆盖的，那些从福建变中文的……“在这些若隐若现的痕迹没有散去前，我必须做些什么。”
对招牌的字体和设计很感兴趣，在马来西亚的家人不少，但都没有从事设计领域。偶然在一篇文章上读到了陈姝利，毅然写邮件约她见面，“我们有很多共同兴趣，很自然地我和huruf有了连接。”
他和陈姝利在槟城也举办招牌导览，盼人们能够发现槟城慢慢消失中的街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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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1日，苏雪林从台南乘火车到台北，寄住师范大学第六宿舍谢冰莹寓所，等待新加坡移民局签证之余，顺便和师长及友人道别。9月7日签证办妥，9月9日，飞香港，住两天，10日台风来袭，机场关闭。第二天台风转向，乘原定航班，下午5时半抵达新加坡。堂妹苏燕生偕其女及陈铁凡、陈致平、孟瑶接机。
三位南洋大学老师名字于我易记。陈铁凡曾在马大中文系执教，陈致平是琼瑶父亲，孟瑶的《中国小说史》是我大学选修同一门课参考书。
南大教师宿舍楼以马来西亚各州命名。苏雪林住彭亨楼一号，离上课地点远，需乘车往返。3个月后柔佛楼七号有人搬出，校方考虑她年迈，此楼分配给她。新旧住处结构和面积一样，优点是到图书馆或文学院，省一半路程。
“房子内有一大间客厅兼饭厅，厅之前有拱形之廊，铁栏围绕，可置各种盆景，铁栏也缘满藤科，开出各色小花，客来可移座廊中品茗，聊天并赏玩廊外各种景致。”漂泊生涯，只有苏州天赐庄和南大教职宿舍惬合她意。“卧室大小二间，书房一间，客厅后面又有长廊二道，其一通厨房。因厨房的位置稍远，烟火气永远不侵正屋。”
创办人陈六使不亏待老师。房子设计有巧思，结构历历在目，《苏雪林自传》提自绘一图，希望将来建屋仿效。“不过是幻想，哪能实现？”她说。
英才聚集南大因素原来如此。她一入宿舍，有家庭贫困女生自荐为佣，不吃不住，烧饭洗衣、洒扫屋宇兼作杂务，每月工资叻币35元，不烧饭仅打杂者15元。3叻币合美金一元。和台湾相差无几，不同处是台湾女佣得兼顾吃住。另外，宿舍水电不取费，她倍觉轻松，在南大领取的薪金是成功大学的五倍。
到校数日上讲堂，授《诗经》和《孟子》，每周各四节。《诗经》本由台湾师范大学前中文系主任高鸿缙负责，授课精彩，学生欢迎，可惜患病，客死异邦。
《诗经》非她专业，陈铁凡送屈万里《诗经释义》，里头有高鸿缙笔记，他说先看屈注，再看高注，就不胆怯。陈铁凡是文字学专家，旧学根底深厚。他和苏雪林共事时间不长，1965年3月转到马大中文系，任教11年，1976年3月赴加拿大定居。指导过硕士研究生张夏帏、徐柳长和陈徽治，他和傅吾康合编过三大册《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
性格刚强 心存智慧
另一门《孟子》也是新课，手头上有焦循《孟子正义》，如何切入心里有分寸。陈铁凡说南大学生求知欲旺，尊师重道，老师教错，学生不责难。他给她打气：“只管壮胆开讲”。
她对本地学生印象好。《自传》提1964年12月22日受邀槟城演讲，讲题〈从屈赋中看中国文化的来源〉，听者无法笔录，但好学，他们“把讲稿借去连夜抄写，居然都抄成。这种精神，大陆及台湾的学生尚有所不及”。
南大学生初笋在〈记苏雪林教授〉说“因其安徽口音，同学乍听之下，颇不习惯，加上伊声量不大，同学往往不知所云。”好奇者可上优管视频，自听其口音可也。她“不属于能言善道的一类”，武汉大学学生吴鲁芹如是说。吴鲁芹善散文，在〈记珞珈三女杰〉说她为人认真，“文章写得不错，教书并不出色。”她授“中国文学史”，自编讲义，他经常逃课，“凭考试前啃啃讲义应付掉这门功课”。
她在南大所授《诗经》也自编讲义。其中〈诗经通论〉，论及《诗经》各种问题，文长三万字。她在南大一年半没有专书出版，1965年2月回成功大学，即着手出版计划，1967年3月，台北文星出版社一口气为她出版10本书，即《人生三部曲》、《眼泪的海》、《闲话战争》、《我的生活》、《文坛话旧》、《我论鲁迅》、《论中国的旧小说》、《最古的人类故事》、《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九歌〉中的人神恋爱问题》。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这是屈原《九章·涉江》句子。心直坦荡，被放逐偏远之地，一样不会损伤。苏雪林是屈赋研究专家，虽然性格刚强，经典智慧，她领会于心。武汉大学、成功大学、南洋大学，安心处就是美好象牙之塔。
离新后念念不忘《诗经》。1994年认真整理南大讲义及后来发表论文，累积20万字，遂有《诗经杂俎》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4年12月25日日记提序文：“本月十六日写起，昨始写毕，共四千字许，费时九日，可见余脑力之钝，去死不远矣。”她97岁，这是人生最后一本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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