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成为甲骨文以外,中国最早的可靠历史文献记录。青铜器铭文不但可以用来证明古代文献的真实性,更是成为隐藏历史的关键密码……
上一期,我们谈到中国在商朝之前就已经掌握青铜冶铸技术。但青铜器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他文明不同,世界各地的青铜器普遍上都是制成生产工具或武器,用来促进物质社会的发展,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却形成规格严谨的礼器,成为一种精神文明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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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青铜器会被选为礼器呢?首先,青铜器是当时新兴的高端产品,代表了整个国家社会的最高生产技术水平。另外,青铜器与陶器一样,都是人类通过双手制造出来的,可以根据功能需求做成不同的形状大小。再加上青铜器不容易损坏,就算坏了还可以回炉重铸,所以能够满足人们追求永恒不朽的心理,代代相传。
当时的古人敬畏自然鬼神及祖先,以天道自然神与人道祖先神为信仰。他们相信玉石可以沟通天人,所以玉器成为统治阶级祭祀天神的礼器;而青铜器则可以用来盛放酒醴牺牲、沟通人神,所以成为用来祭献祖先的礼器。
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后,辅佐天子的周公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开始将原本只属于宗教信仰的仪式规定与伦理道德规范结合,制定成一套完整且严谨的礼仪典章制度,用来教化世人。
在周礼当中,十分强调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身分等级不同的人所使用的器物种类、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在祭祀、宴席或随葬时,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使用七鼎六簋,大夫使用五鼎四簋,士只能使用三鼎二簋。
周公制礼作乐,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礼乐制度,将中国古人早期对鬼神的敬畏转换成对祖先的敬奉,孕育了后来的儒家思想,更奠定了往后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基础。
青铜器铭文,破解历史的神助攻
中国古代青铜器除了自身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外,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青铜器上珍贵的铭文。青铜器铭文,是指青铜器上所铸有或刻凿的文字,由于古时多见于钟或鼎上,所以又被称为钟鼎文或金文。
最初的青铜器上是不见铭文的,从商朝晚期开始,青铜器上开始出现简短的铭文。这类铭文,大多数是用来表示青铜器使用者家族的名号或祭祀的祖先对象。比如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M54的亚长牛尊,上面铸有的“亚长”两字,就是用来表示墓主人的身分。
从西周开始,由于周公制礼作乐,中国进入政教合一的礼制社会,贵族阶级垄断天人沟通的祭祀权力。这时期的青铜器上开始大量出现长篇铭文,主要用来记录战争、政治变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而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上最常见的是有关册命封赏的铭文,格式措辞统一,基本上可视为周朝宫廷的政府文书记录。
因此,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成为了甲骨文以外,中国最早的可靠历史文献记录。青铜器铭文不但可以用来证明古代文献的真实性,更是成为隐藏历史的关键密码。
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青铜器,上面铸有32字铭文。铭文上提及在商朝灭亡的7天后,周武王对有功人士赏赐,其中就包括一名叫做“利”的官员。“利”获得周武王赏赐珍贵的青铜原料后,就用来铸造这件青铜器祭奠祖先。因此,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利簋”。
在已知的古代文献中,至今尚未找到有关武王伐纣确切年份日期的记录。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了周武王当时率领军队5万人与商纣王的70万大军在牧野决一死战,最终成功消灭了商朝。然而,这一段记载的真实性一直备受质疑。
利簋铭文的开端是“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意思就是说武王伐纣的关键战役是发生在某年中一个甲子日的清晨,而那一天的岁星,也就是木星的位置正当中天。这段古代天象的记录,成了破解武王伐纣真实时间的关键。
为了考据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中国有关科研部门曾在1996年展开为期四年多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召集了历史学、考古学、古天文学、科学测年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研究,当中就包括了界定商朝灭亡和周朝建立年份的课题。
研究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通过利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样本测年,初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缩小到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随后,古天文学家根据利簋铭文上记录的天象,参照古代文献《国语》中的天象记录,推算出武王征商的发生日期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当然,这结果至今仍有争议。铭文解读、参照文献或测年样本的不同,都会导致推算出来的结果出现差异,所以有关武王伐纣年份的最终定论,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发掘和验证。但是无论如何,青铜器铭文在研究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更重要的是,3000年后的我们如今依然可以通过千年不断的中国文字,与古人进行无声的交流,这就是文物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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