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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古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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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8:01am 21/05/2024

林家豪

青铜器

豪古一派

青铜器上的密码

礼器

精神文明象征

青铜器铭文

礼仪典章制度

九鼎八簋

文物的魅力

林家豪/青銅器上的密碼

作者:林家豪

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成為甲骨文以外,中國最早的可靠歷史文獻記錄。青銅器銘文不但可以用來證明古代文獻的真實性,更是成為隱藏曆史的關鍵密碼……

商朝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柉禁器組,是用來盛酒的一系列禮器,現藏於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上一期,我們談到中國在商朝之前就已經掌握青銅冶鑄技術。但青銅器在中國的發展與其他文明不同,世界各地的青銅器普遍上都是製成生產工具或武器,用來促進物質社會的發展,中國古代的青銅器卻形成規格嚴謹的禮器,成為一種精神文明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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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青銅器會被選為禮器呢?首先,青銅器是當時新興的高端產品,代表了整個國家社會的最高生產技術水平。另外,青銅器與陶器一樣,都是人類通過雙手製造出來的,可以根據功能需求做成不同的形狀大小。再加上青銅器不容易損壞,就算壞了還可以回爐重鑄,所以能夠滿足人們追求永恆不朽的心理,代代相傳。

當時的古人敬畏自然鬼神及祖先,以天道自然神與人道祖先神為信仰。他們相信玉石可以溝通天人,所以玉器成為統治階級祭祀天神的禮器;而青銅器則可以用來盛放酒醴犧牲、溝通人神,所以成為用來祭獻祖先的禮器。

武王滅商建立周朝後,輔佐天子的周公為了鞏固周王朝的統治,開始將原本只屬於宗教信仰的儀式規定與倫理道德規範結合,制定成一套完整且嚴謹的禮儀典章制度,用來教化世人。

在周禮當中,十分強調尊卑有別、長幼有序,身分等級不同的人所使用的器物種類、數量都有嚴格的規定。比如在祭祀、宴席或隨葬時,天子可享用,諸侯使用七鼎六簋,大夫使用五鼎四簋,士只能使用三鼎二簋。

甲簋,西周早期,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簋是用來盛放煮熟的穀物糧食,粵語中仍習慣以“九大簋”來稱呼豐盛的宴席。

周公制禮作樂,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禮樂制度,將中國古人早期對鬼神的敬畏轉換成對祖先的敬奉,孕育了後來的儒家思想,更奠定了往後數千年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基礎。

青銅器銘文,破解歷史的神助攻 

中國古代青銅器除了自身特殊的價值和意義外,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就是青銅器上珍貴的銘文。青銅器銘文,是指青銅器上所鑄有或刻鑿的文字,由於古時多見於鍾或鼎上,所以又被稱為鐘鼎文或金文。

最初的青銅器上是不見銘文的,從商朝晚期開始,青銅器上開始出現簡短的銘文。這類銘文,大多數是用來表示青銅器使用者家族的名號或祭祀的祖先對象。比如出土於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M54的亞長牛尊,上面鑄有的“亞長”兩字,就是用來表示墓主人的身分。

亞長,是指“長”國部落首領,臣服後成為商王屬下軍隊將領。現藏於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

從西周開始,由於周公制禮作樂,中國進入政教合一的禮制社會,貴族階級壟斷天人溝通的祭祀權力。這時期的青銅器上開始大量出現長篇銘文,主要用來記錄戰爭、政治變動等重大歷史事件。而西周中晚期的青銅器上最常見的是有關冊命封賞的銘文,格式措辭統一,基本上可視為周朝宮廷的政府文書記錄。

西周晚期的逨盤,現藏於陝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鑄有372字銘文,記載單氏家族8代人輔佐了12位天子的事蹟。

因此,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成為了甲骨文以外,中國最早的可靠歷史文獻記錄。青銅器銘文不但可以用來證明古代文獻的真實性,更是成為隱藏曆史的關鍵密碼。

1976年,陝西臨潼出土了一件青銅器,上面鑄有32字銘文。銘文上提及在商朝滅亡的7天后,周武王對有功人士賞賜,其中就包括一名叫做“利”的官員。“利”獲得周武王賞賜珍貴的青銅原料後,就用來鑄造這件青銅器祭奠祖先。因此,考古學家把它命名為“利簋”。

利簋上的32字銘文,蘊藏了一條重要線索。

在已知的古代文獻中,至今尚未找到有關武王伐紂確切年份日期的記錄。在《史記》中,司馬遷記載了周武王當時率領軍隊5萬人與商紂王的70萬大軍在牧野決一死戰,最終成功消滅了商朝。然而,這一段記載的真實性一直備受質疑。

利簋銘文的開端是“武王徵商,唯甲子朝,歲鼎”,意思就是說武王伐紂的關鍵戰役是發生在某年中一個甲子日的清晨,而那一天的歲星,也就是木星的位置正當中天。這段古代天象的記錄,成了破解武王伐紂真實時間的關鍵。

為了考據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中國有關科研部門曾在1996年展開為期四年多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召集了歷史學、考古學、古天文學、科學測年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聯合研究,當中就包括了界定商朝滅亡和周朝建立年份的課題。

研究過程中,碳14測年專家通過利用西周初年遺存中出土的樣本測年,初步將武王伐紂的年代範圍縮小到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間。隨後,古天文學家根據利簋銘文上記錄的天象,參照古代文獻《國語》中的天象記錄,推算出武王徵商的發生日期應該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當然,這結果至今仍有爭議。銘文解讀、參照文獻或測年樣本的不同,都會導致推算出來的結果出現差異,所以有關武王伐紂年份的最終定論,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發掘和驗證。但是無論如何,青銅器銘文在研究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更重要的是,3000年後的我們如今依然可以通過千年不斷的中國文字,與古人進行無聲的交流,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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