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大学学生6万多人,是国内最大的大学。若是开放几十个,或是几百个非土著学额,根本秋毫无损,更何必在乎几个心胸科学额,或许这些名额还找不到合格的土著学生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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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工艺大学接受了1600名国际学生,但是,它拒绝接受哪怕只是1名非土著。
难道玛拉大学、高教部、阿克马等,竟是那么害怕非土著──aka华人和印裔?
我的意思是,华人和印裔是大马公民,而在玛拉,以及高教政策的排序,难道本国公民,也是同胞的华印裔学生,地位还不如外国的国际学生?
即使大马严缺心胸外科医生,而国内惟一开办的玛拉工艺大学──国家心脏中心的心胸外科研究生课程,依然深锁大门,拒绝接受非土著就读;哪怕只是短暂开放给极少数学额,也面对一座大山的阻力。
想开点,如果开放给非土著,学成之后,他们服务的机构也必须先是政府医院;他们服务的病人,以人口比例计算,主要也将是土著为多。
这对土著只有帮助,没有任何损失。
至于非土著缴纳了多少税款给国库,而国库又拨了多少款项给玛拉,这就不必多说,大家心里有数。
大家都听过安华高呼“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口号吧。既然大家是一家人,然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是一家人这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而以玛拉的逻辑,你的就有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这样是一家人的精神吗?
高教部长赞比里拒绝开放玛拉大学的理由,声称“高教部严格遵守第173号法令第1A条款——玛拉工艺大学是根据联邦宪法第153条文的规定所成立。”
表面上,这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但是,我引述LFL人权律师再益马立(Zaid Malek)的诠释,宪法第153(2)条文允许国家元首设立合理比例的教育特权,以保障马来人和沙巴、砂拉越土著的权益。但第153(1)条文却明确规定,在实施上述条款时,其他社群的合法权益必须受到保障。
因此他认为,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阻止非土著就读玛拉工艺大学。
或许, 过去独立到新经济政策年代,土著进入大学的机会有限,玛拉提供了一个特殊空间,但是,50年以来,这个空间筑起了围墙,反而把土著困在里头。
管理学有个理论称为“鲶鱼效应”。以前挪威的渔夫出海捕捞沙丁鱼,回到岸上,鱼槽内的沙丁鱼都死了。研究后发觉,沙丁鱼群在鱼槽内缺少活动,逐渐失去活力而死。
只有一名渔夫的沙丁鱼,送到码头还是活蹦乱跳,生猛得很。原来,他在鱼槽内放入几只鲶鱼。鲶鱼进入鱼槽就四处追逐,沙丁鱼受到鲶鱼刺激,也紧张起来,开始游动。
于是,鱼槽内出现了竞争,鱼群有了生命力,到了岸上,都活了下来。
QS世界大学排名中,玛拉大学位列651─700之间,而马来亚大学是第70。玛拉不但不如马大,还落后于国内其它10几间大学。
玛拉的拨款远远超过一般大学,但排名如此落后,这和它只招收土著(与少数国际学生),制造了单一,缺乏竞争的环境,难道无关?
抗拒非土著,很大程度上是害怕竞争。他们长期习惯了单一族群生态,担心非土著加入,会影响原有生态。
这就像沙丁鱼群,它们也不想鲶鱼的加入,生怕鲶鱼抢了它们的生存空间。然而,没有鲶鱼的竞争,沙丁鱼没有活力,更加经不起生存考验。
玛拉大学学生6万多人,是国内最大的大学。若是开放几十个,或是几百个非土著学额,根本秋毫无损,更何必在乎几个心胸科学额,或许这些名额还找不到合格的土著学生就读。
从古到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社会,会因为开放而落后。只有封闭才会落后,开放必然导向进步。但是,很多国家社会还是拒绝开放,因为它们的内心充满恐惧和害怕,最终挡住了它们的进步。
这里顺带最后一次回应《林格斯瓦然医生上议员·回复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郑丁贤》。
1. 林格斯瓦然上议员承认他反对开放玛拉工艺大学──国家心脏中心的心胸外科研究生课程予非土著;
2. 他也承认通过平行途径,完成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心胸专科毕业生不受大马医药理事会认可,无法成为专科医生。
这些事实和我提出的论据完全一致,非土著依然深造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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