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從領導交接再論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作為在東南亞的世俗政體，一則謹防伊斯蘭極端主義滲透，二則警戒連巫統也逃不過的威權主義和政體正在衰退的事實，再加上全球化和國際移民在新加坡形成的社會現象，凡此種種都是維持一黨型政體連續性所躲不過的挑戰。

新加坡的領導層交接到第四任，依然是人民行動黨主政；當東南亞多數老牌政黨都邁入衰退，分裂、轉型期，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依然維持一黨支配的優勢，未進入“後”的時代。新加坡雖非東南亞區域大國，但經濟體的表現所向披靡，不僅人均GDP居亞洲之首，其綠色經濟和軟實力等的領域也在東南亞居首，這些都得歸功於政府結合自由開放經濟和傾向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

我國和新加坡僅一條海峽之隔，兩國有相近的飲食文化、多元的族群和宗教，不同之處在於精英治國採用的理念和模式。從經濟到政治，我國政策離不開保守的種族主義，而新加坡政府採取超越種族的平等原則。正因人民行動黨和巫統的理念差異讓新馬分家。這也是我國民主行動黨和巫統一直不合的原因。

但新馬分家後，人民行動黨和巫統都透過制度安排，確保在民主選舉機制下，仍由單一政黨支配國家和社會。不過後來，在反對黨和民主力量結合對抗下的巫統就算實行政黨改革和國家轉型系列措施，依舊無果，終在2018年被民主輪替。

再看新加坡，李光耀和李顯龍譜出的家族政治基本已告一段落，反而人民行動黨壟斷政治的模式堪稱新加坡政體的特色。新加坡經歷同一個政黨的四代領袖，儘管外界關注領導權力交接後會不會掀起一點點“水花”，新總理在大國博弈下會否作些不同以往的調整。但新加坡基本會堅守在謀求小國生存和求穩的原則下，延續幾任總理的治國方針。面向國際競爭，新加坡政府最希望世界是融合的，並非兩極化的，而若支持美國以政治定義美中競爭為“民主對抗專制”，這會讓不夠民主的新加坡處於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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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華裔人口最多，我國西馬巫裔人口最多，唯我國維持“馬來人至上”的國族建構理念，不像新加坡用多元平等原則塑造國族認同，儘管如此，都還不能根除社會上無意識的種族歧視，所以李顯龍依舊提醒新加坡華人需要求同存異、包容少數，再者是，新加坡將馬來語列為國語，並正視馬來人很難在一般民選總統機制下當選的真實情況，作出修正而讓新加坡有馬來總統。

以上都是值得馬來精英反觀諸己的。雖然我國領先新加坡去威權化，可惜還固守著種族主義的框架，不少馬來政治領袖依然對少數族群極具不信任，經常提醒馬來社會留心華人侵佔利益、有改變國家本質的企圖心。而且保守又歧視的觀念仍在傳承。每當瑪拉工藝大學要對非土著開放時，都會招來馬來團體的抗議。其實從非土著的立場也很難評說，畢竟該校的初衷是為保障土著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從國家利益來看，唯才是舉不見得能幫助國家前進，就以拒絕非土著心胸科研究生課程來說，這無助於提高我國醫療水準。而如巫裔孩童進入華小這件事，若只從種族利益的立場看必有變質之論，但換個角度看會感到欣慰，因為這表明巫裔對華文教育的肯定。

反觀諸己後，再看新加坡，雖沒有太多種族歧視的問題，但人民行動黨終須面對社會緩慢發展的公民意識。新加坡作為在東南亞的世俗政體，一則謹防伊斯蘭極端主義滲透，二則警戒連巫統也逃不過的威權主義和政體正在衰退的事實，再加上全球化和國際移民在新加坡形成的社會現象，凡此種種都是維持一黨型政體連續性所躲不過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