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迫切需要成立一个独立于公共服务局的卫生服务委员会,专门负责我国卫生事务的人力资源和人才发展的短、中,长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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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医疗领域传出了许多令人担忧的消息。一家医院为病人长时间的等待致歉;而在安邦医院,更有专科医生表示他们正在面临一场医疗保健危机。再来,卫生部的数据也显示实习医生大量减少:从2019年招聘高峰期的6134人减少到2022年的3245人。早在今年1月,马大医药中心建议零实习医生协议,这犹如“煤矿里的金丝雀”,敲响了对医疗保健的第一个警钟。随后,今年4月,卫生部长表示将重新评估实习医生的安置。
为何我们会面临此窘境呢?在此,让笔者回顾我国医学界这30年来的风风雨雨。其实,在90年代初,我国仅有三所医学院。那时,这些学院每年培养出大约300名毕业生,加上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我国一年培养了约500名医生。然而,随着国家人口的增长,这个数量显然是不够的。为达到此标准,我国于是在90年代末建立了8所医学院,此举迅速为医学院的发展打开了新路。到了2010年代初,我们有超过30所医学院。按人均计算,我们拥有的医学院甚至比澳洲、英国和美国还要多!
虽然医学毕业生的人数增加了,但公务员体制内医生职位并未同步增长。因此,公务员体系中出现了医生职位饱和的现象。借此为由,政府在2011年由卫生部和高等教育部拟定了5年暂缓令,国内医疗课程踩紧急煞车。这个暂缓令随后在2016年延长至2021年。笔者无法确认政府是否在2021年再延长这个暂缓令。
一位医学生需要5到6年的时间来完成大学学业,这意味着即使暂缓令在2011年生效,2011年入学的医学生也只能在2016年或2017年毕业。这相当于2017年至2020年期间,卫生部每年招收约5000名实习医生的高峰期。
不过,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尽管毕业生人数增加了,但医生职位并没有相应增加。僧多粥少就此产生;毕业生必须等到有空缺才能到医院实习。在2016年左右,毕业生(包括笔者)必须等候大约一年才能任职实习医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医生过剩”。
这样子的进展,政府又如何应对呢?政府遂在2016年改以合约方式雇用新进医生。之前,每位医生都获得政府永久雇用,意思是可以做到退休或者自己想离开为止;现在却以3年+2年+2年,总共7年的合约制度聘请医生。2021年的“黑色代码运动”和“合约医生罢工”事项更是针对合约医生福利的种种不公而引发的。政府也在2018年将医学生招生名额定为每年4820人。2020至2023年的数据显示,每年毕业生少于4000人。
因此,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医生人数过剩,职位不增而产生了瓶颈,再加上合约医生制度的福利不佳,家长不再送孩子到医学院读医,许多家长更是是鼓励他们的孩子到海外注册行医。就像之前所提及的,培养一名医学生需要至少5年的时间,现今医生短缺不得不让我们追溯到2010年代末的政策决定,似乎是自食其果。事后看来,政府历年来的反应极其被动且目光短浅。这导致人民看到医生“一时过剩一时短缺”的现象。
我们必须深入反思过去30年的医疗政策和决策,仅凭权宜之计解决医疗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并没有对症下药。当医生人手不足,这意味着每位在职医生的工作负担会增加,导致医护人员疲惫不堪,最终影响医疗保健的质量。
我们迫切需要成立一个独立于公共服务局的卫生服务委员会,专门负责我国卫生事务的人力资源和人才发展的短、中,长期规划。为了与私营部门和其他地区的雇主竞争,我们需要对医护人员的薪资和福利进行改革,并灵活适应市场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各个雇主都在争夺人才,我国公共医疗保健系统必须变得更加灵活,以吸引、管理、保留和发展人才。为了跟上时代的脚步,我们必须赋予各个医疗设施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
希望卫生部、财政部和公共服务局可以好好坐下来谈谈,因为医生短缺的情况非常令人忧心,是必须彻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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