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从小就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但同时也对文献中的记载存疑,所以最后就选修考古。在北大这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怀念一边啃着煎饼果子一边跑着去教学楼的匆忙,怀念上课后偶尔到未名湖边坐一坐的闲情逸致……
1974年5月31日,时任我国首相敦拉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两国联合公报,马中两国从当天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马来西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后第一个与其建交的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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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博物馆内收藏了马中正式建交前一天的《人民日报》原件,见证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3个月前,我正好接待了数位来自香港的贵宾,其中一位看到这件文献后马上联系家人。经当事人亲口确认后,他跟我说他的姑姑就在报道的照片中。
原来,对方的姑姑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英文翻译——唐闻生女士。照片中坐在毛主席旁的就是她,负责当天的翻译工作。虽然当天碰见的不是本人,但能够通过博物馆藏品再次勾起对方的美好回忆,也算是一桩美事。虽然我未到50岁,但我也凑凑热闹说说自己的中国故事吧!
我是马来西亚第四代华人,祖籍是福建省安溪县官桥镇。安溪县,是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地,如今被誉为“中国茶都”。然而在以前,坐落在山区内的安溪县曾经非常穷困,于是我曾祖父只好选择下南洋谋生,然后就扎根马来西亚。
我从小就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国通史》《三国演义》是我小时候爱不释手的读物,珍藏的光碟也多是《百家姓》《中华文明五千年》等纪录片。为何如此?我想应该是与我的外祖父有关。
在航空出行尚未普遍的年代,外祖父曾经多次回到家乡探亲,修祠堂、修族谱。小时候,我经常一边陪他品茶,一边听他讲述回乡的所见所闻。他还曾在家乡惠安建了一座三十多间房的大院给老家亲戚居住,可见他那浓烈的故乡情结。
我第一次踏足华夏大地,则是在17岁高二那一年的冬天。当年,我参加中华文化知识竞赛,有幸获得不俗的成绩,有机会到山东青岛参加冬令营。由于没有航班直飞,所以当时的安排是让我们先从吉隆坡飞往广州住上一晚,隔天再从广州前往青岛。崭新的新白云机场、禁摩的市区和酒店电视广告中那句洗脑的“怕上火,喝王老吉”,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在冬令营那十多天内,除了参观青岛的景点外,我去了曲阜寻找至圣先师的足迹,去了泰山感受五岳独尊的雄伟。对了,当年还去了还没因烧烤声名大噪的淄博。当时的淄博唯一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去参观了足球博物馆,因为淄博是蹴鞠的发源地,而蹴鞠则是足球的起源。想到这里,就不得不佩服当地的文旅部门,毅然选择烧烤作为亮点,成功创造神话,引发淄博烧烤热潮(足球不是不好,只是中国男足实在不敢恭维)。
不过最令我难忘的,还是那一场大雪。对一名生长于赤道雨国的孩子而言,第一次看见雪是多么地兴奋。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天一早天刚亮,我从酒店望出窗外,不敢相信地赶紧揉了揉眼睛。眼前白茫茫一片,整个青岛市似乎温柔地披上一件厚厚的白袍。刚刚升起的太阳照射在皑皑白雪之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考上北京大学考古系
后来,我非常幸运地来到我心目中的知识殿堂——北京大学。当年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心无旁骛只申请了北京大学一家,第一志愿就是考古系。
由于从小就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但同时也对文献中的记载存疑,所以最后就选修考古。在北大这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北大的课业没有压力是骗人的,但那段日子实在令人怀念。怀念的是一边啃着煎饼果子一边跑着去教学楼的匆忙,怀念的是上课后偶尔到未名湖边坐一坐的闲情逸致。
由于学考古的关系,我曾经在距离山东济南一小时车程的龙山参加田野考古实习。龙山是个属于郊外的农村地区,除了沿着省道有十多家商户满足日常需求外,基本上都是农田,平常行走的马路经常有一半被用来晒农作物。刚开始的时候,由于考古所还没配车给我们,当时我们每天一早得步行40分钟到工地上工。由于发掘工地原本是玉米田,所以我们还得帮忙采摘玉米、砍玉米杆。在考古工地上,我们每位同学都担任不同的职务,而我是管饭的,负责跟食堂协调大家的一日三餐。也正因这个身分,所以我难得有机会体验到北方农村赶集的真实情况。当地赶集的日子还是根据农历来计算,每五天一次,非常有意思。如此不一般的留学生活,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多的认识。
毕业回国后,我曾在中学母校教书一年多,然后幸运的我正好遇到华总正在筹办华人博物馆,于是我自2016年起就参与博物馆工作直到现在。更没想到是,因为博物馆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经常前往中国考察,促进两地的文化历史交流。
祈望未来马中两国在文博领域能有更多的进一步互动,尤其是中国近年来的博物馆热和文创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观摩与学习。
这就是我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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