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從小就對中國歷史情有獨鍾,但同時也對文獻中的記載存疑,所以最後就選修考古。在北大這段時間是非常幸福的,懷念一邊啃著煎餅果子一邊跑著去教學樓的匆忙,懷念上課後偶爾到未名湖邊坐一坐的閒情逸致……
1974年5月31日,時任我國首相敦拉薩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兩國聯合公報,馬中兩國從當天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馬來西亞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後第一個與其建交的東南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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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博物館內收藏了馬中正式建交前一天的《人民日報》原件,見證兩國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3個月前,我正好接待了數位來自香港的貴賓,其中一位看到這件文獻後馬上聯繫家人。經當事人親口確認後,他跟我說他的姑姑就在報道的照片中。
原來,對方的姑姑就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英文翻譯——唐聞生女士。照片中坐在毛主席旁的就是她,負責當天的翻譯工作。雖然當天碰見的不是本人,但能夠通過博物館藏品再次勾起對方的美好回憶,也算是一樁美事。雖然我未到50歲,但我也湊湊熱鬧說說自己的中國故事吧!
我是馬來西亞第四代華人,祖籍是福建省安溪縣官橋鎮。安溪縣,是名茶鐵觀音的發源地和主要產地,如今被譽為“中國茶都”。然而在以前,坐落在山區內的安溪縣曾經非常窮困,於是我曾祖父只好選擇下南洋謀生,然後就紮根馬來西亞。
我從小就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中國通史》《三國演義》是我小時候愛不釋手的讀物,珍藏的光碟也多是《百家姓》《中華文明五千年》等紀錄片。為何如此?我想應該是與我的外祖父有關。
在航空出行尚未普遍的年代,外祖父曾經多次回到家鄉探親,修祠堂、修族譜。小時候,我經常一邊陪他品茶,一邊聽他講述回鄉的所見所聞。他還曾在家鄉惠安建了一座三十多間房的大院給老家親戚居住,可見他那濃烈的故鄉情結。
我第一次踏足華夏大地,則是在17歲高二那一年的冬天。當年,我參加中華文化知識競賽,有幸獲得不俗的成績,有機會到山東青島參加冬令營。由於沒有航班直飛,所以當時的安排是讓我們先從吉隆坡飛往廣州住上一晚,隔天再從廣州前往青島。嶄新的新白雲機場、禁摩的市區和酒店電視廣告中那句洗腦的“怕上火,喝王老吉”,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在冬令營那十多天內,除了參觀青島的景點外,我去了曲阜尋找至聖先師的足跡,去了泰山感受五嶽獨尊的雄偉。對了,當年還去了還沒因燒烤聲名大噪的淄博。當時的淄博唯一留給我的印象,就是我們去參觀了足球博物館,因為淄博是蹴鞠的發源地,而蹴鞠則是足球的起源。想到這裡,就不得不佩服當地的文旅部門,毅然選擇燒烤作為亮點,成功創造神話,引發淄博燒烤熱潮(足球不是不好,只是中國男足實在不敢恭維)。
不過最令我難忘的,還是那一場大雪。對一名生長於赤道雨國的孩子而言,第一次看見雪是多麼地興奮。我記得非常清楚,當天一早天剛亮,我從酒店望出窗外,不敢相信地趕緊揉了揉眼睛。眼前白茫茫一片,整個青島市似乎溫柔地披上一件厚厚的白袍。剛剛升起的太陽照射在皚皚白雪之上,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考上北京大學考古系
後來,我非常幸運地來到我心目中的知識殿堂——北京大學。當年申請大學的時候,我心無旁騖只申請了北京大學一家,第一志願就是考古系。
由於從小就對中國歷史情有獨鍾,但同時也對文獻中的記載存疑,所以最後就選修考古。在北大這段時間是非常幸福的。北大的課業沒有壓力是騙人的,但那段日子實在令人懷念。懷念的是一邊啃著煎餅果子一邊跑著去教學樓的匆忙,懷念的是上課後偶爾到未名湖邊坐一坐的閒情逸致。
由於學考古的關係,我曾經在距離山東濟南一小時車程的龍山參加田野考古實習。龍山是個屬於郊外的農村地區,除了沿著省道有十多家商戶滿足日常需求外,基本上都是農田,平常行走的馬路經常有一半被用來曬農作物。剛開始的時候,由於考古所還沒配車給我們,當時我們每天一早得步行40分鐘到工地上工。由於發掘工地原本是玉米田,所以我們還得幫忙採摘玉米、砍玉米杆。在考古工地上,我們每位同學都擔任不同的職務,而我是管飯的,負責跟食堂協調大家的一日三餐。也正因這個身分,所以我難得有機會體驗到北方農村趕集的真實情況。當地趕集的日子還是根據農曆來計算,每五天一次,非常有意思。如此不一般的留學生活,讓我對中國有了更多的認識。
畢業回國後,我曾在中學母校教書一年多,然後幸運的我正好遇到華總正在籌辦華人博物館,於是我自2016年起就參與博物館工作直到現在。更沒想到是,因為博物館這個平臺,讓我有機會經常前往中國考察,促進兩地的文化歷史交流。
祈望未來馬中兩國在文博領域能有更多的進一步互動,尤其是中國近年來的博物館熱和文創熱,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值得觀摩與學習。
這就是我的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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