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國研究生以我的長篇《遺夢之北》寫論文。來信問所寫的內容是否認同。其他略過,就“邊緣處境及身分認同”這題,我給她寫了封信。後來學者林建國給我建議:很認同。我覺得可以發表,讓中國學者及研究生們參較。他們有機會應到大馬待個至少一兩個月,才會理解我們在地想法。你的信如能發表,就能省下我們其他人很多解釋上的力氣。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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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我的感覺吧。中國學者讀馬華文學,比較注重作者的身分,從中找到一些“中華民族”特質,說明這是“海外華人”的文學,有著“心繫祖國”的深層情結。對此,我認為得先釐清“馬來西亞華人”和“海外華人”這兩個概念,對研究馬華文學,能避免陷入“先入為主”的盲點。
基本上馬來西亞沒有“移民文學”。而五四時期,或戰前南來的文人作家,他們的作品不能籠統地列為“馬華文學”。實際是“僑民文學”。因為那時馬來亞還沒獨立,是英國殖民地。而“海外華人”是什麼概念呢?我覺得中國學者有的還沒釐清。在他們的認知上,“海外華人”即“中國移民”。等同嚴歌苓、虹影等作家,他們本來是中國公民。換言之是從中國移民到國外,是真正意義上的“海外華人”。這些作家的作品才是真正的“移民文學”。馬來西亞並不存在這樣的“海外華人”,而我們這一代人土生土長,因此馬華作家的前半生是沒有“祖國”的,也沒有鄉愁,但卻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原鄉,然而又有別於余光中的鄉愁。余光中的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而我們呢,就只有文化的原鄉,是:“父親在遠方以北,母親在南洋此岸”我認為這是比較貼切的說法。
儘管沒有身分的原鄉,也沒有“移民文學”,可馬華文學展現得更多的是先輩的歷史足跡與對傳統文化的認同。這些一直都是馬華作家的創作命題,卻都不是刻意的,也不是馬華作家故意為之。而是文化與傳統同是一條血脈,與生俱來。
如果你對馬來西亞的歷史有所涉獵,必會有所瞭解,因為意識形態,因為政治上的種種原因,馬來西亞與中國於1974年始正式建交。而且那時國人赴華仍然有著許多限制(我最引以為憾的是,我的父親沒能活到上個世紀80年代,他做夢也沒想到,馬中關係會發展到如此友好——中國崛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父親那一代人連做夢也不可能夢到的!自父親南來以後,他再也沒有踏足中國的土地。父親的鄉愁是余光中式的“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自懂事以來,父親就給我們講述許多祖輩的事蹟;他對祖輩的祟敬,對童年時光的美好追憶,而更多的是對故鄉的緬懷。
你說的對,我的作品有我的生活經驗與創作原型以及成長曆程。我把童年印象深刻的事物寫進小說裡,從而反映那個年代的社會氣息和人文景觀。這些對我而言,既是美好也是惆悵的,我總覺跟它的關係如同父母般地血脈相連。
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小說裡所寫的傳奇人物,那些詭異的事件,甚至可以與歷史事件連結在一起。我的用意是反映地域的特殊性,即多神膜拜與迷信。這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其實這都源於中國沿海的地域文化,是我們的先輩帶過來的——是移殖後而與本土文化相結合的一種民間信仰。我本身是不相信這些的。比如小說中寫到的蛙戰,其實從科學角度是不難解釋的,但在民間,則不乏這種思維。
中國經歷了文革,這些都沒有了,但在南洋卻都被保留了下來。民間信仰是文化的一環。至於神靈的存在與否,信則有,不信則無。而宿命,亦非我所要表達的,只是意在反映小說人物的思維,以及那個年代的社會氛圍和對命運的認知與判斷。相信神靈的威嚴或許會讓智慧受到置疑,然而認同生命是卑微而惶惑的,則與民智無關。於此種種,我有著深刻的體會。並早已轉化為我內心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讓這些故事在無情的歲月裡被塵封,甚至消失殆盡。這可說是我寫《遺夢之北》的意圖。
以上的,希望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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