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入南洋 · 石宇坚 | 亚洲主义过去和未来（二）今天还需要亚洲价值吗？

讨论亚洲主义（PanAsianism）的话，这把时间线放到“后冷战时代”（PostCold War Age），就必须要提到九十年代开始兴起的“亚洲价值”（AsianValues），“亚洲价值”诞生于后冷战的1993年至1994年，可以被视为亚洲领袖对福山“历史终结论”以及应运而生美国保守派以价值输出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虽然欢迎加深与美国在各方面的合作，但坚守自己的传统价值。经过多年讨论，亚洲价值在近年的舆论场已经鲜有被提及，从功利主义的观点看，活在亚洲的我们是否需要“亚洲价值”，就视乎我们怎样看待亚洲的未来，到底亚洲会否进一步深度地合作，以至走向“区域整合”（RegionalIntegration）。

亚洲价值的渊源

从广义上看，“亚洲价值”指相信亚洲人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共享的一些价值元素构成一个独特的群体“亚洲人”，而这套“亚洲价值”让“亚洲”异于“欧洲”以及世界其他的文明体系，从这个观点看，在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所主张的“亚洲价值”以及相应的“超国家主义”思想都可被视为“亚洲价值”的一种，然而，一般所指的“亚洲价值”则是指在1993年和1994年期间由马哈迪和新加坡当时的内阁资政李光耀所提倡的“亚洲价值”。

马哈迪与李光耀虽然都提倡“亚洲价值”观，但他们所指涉的“亚洲价值”颇有不同。马哈迪的“亚洲价值”理念较为欠缺系统。最先提出“亚洲价值”的领导人就数马来西亚前首相敦马哈迪，他认为“亚洲价值”包括了家庭的神圣性、多样性的宽容、对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等价值观，以达成社会和谐。

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较条列分明，他在接受FareedZakaria于《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的访问时，提及“亚洲价值”的内涵有五个特征：第一，阶层式的集体主义，即对群体中的领袖忠诚。第二，家父长制的菁英领导，即道德菁英领导下的德政。第三，人际互惠性和调和，即避免和他人发生冲突。第四，社群利益和和谐，即当社群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时，必须为了社群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第五，儒家式家庭主义，即把家庭的重要性放在个人之上。

这里值得谈的是，笔者并不认为越条列分明的“亚洲价值”就越好，或许这样在哲学体系里更加成熟，但在现实当中，越有清晰的结构恐怕反而无法让更多人认同。李光耀所说的“亚洲价值”尽管条列分明，但明显地他的“亚洲价值”体系是儒家的价值体系，甚至只能说是儒家体系的其中一种诠释，放在深受儒家价值影响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以及新加坡，或许有较大的解释能力，但要放在非儒家社会的亚洲国家，则解释力非常有限，而且亚洲非常广泛，用这五个定义来概括西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东南亚群岛的广大地理空间，恐怕是难有说服力的。因此，李光耀先生所说的“亚洲价值”，毋宁是指“东亚价值”。

九十年代“亚洲价值”时空

尽管“亚洲价值”在理论框架上不容站得住脚，但它还是在九十年代获得相当支持，尤其是印尼前总统苏哈多、当时的香港总督彭定康的支持。这是缘于九十年代是“后冷战”的动荡时空，在苏联解体之后，没有任何政治思想能在全球范围里与美国与欧洲为首“自由民主主义”所争锋，在八十年代末“冷战秩序”逐渐瓦解的过程当中，亚洲也成为“第三波民主化”的重心，先是1986年的菲律宾发生“人民力量革命”，及后一年韩国民主化，同年台湾解严，开始自由化，及后在1996年真正民主化，1998年则是印尼民主化，九十年代是亚洲各国政治体制都备受冲击的年代。

“亚洲价值”也被视为部份亚洲国家回应“自由民主化”的路径之一，为甚么说是“自由民主化呢？因为彼此彼刻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已具有相当程度的民主选举，只是选举形式不同，而且自由主义也不是这些地区的主要价值观。因此，“亚洲价值”的萌发更像是虽然接受民主体制，但亚洲人仍然要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