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入南洋 · 石宇堅 | 亞洲主義過去和未來（二）今天還需要亞洲價值嗎？

討論亞洲主義（PanAsianism）的話，這把時間線放到“後冷戰時代”（PostCold War Age），就必須要提到九十年代開始興起的“亞洲價值”（AsianValues），“亞洲價值”誕生於後冷戰的1993年至1994年，可以被視為亞洲領袖對福山“歷史終結論”以及應運而生美國保守派以價值輸出為導向的外交政策，雖然歡迎加深與美國在各方面的合作，但堅守自己的傳統價值。經過多年討論，亞洲價值在近年的輿論場已經鮮有被提及，從功利主義的觀點看，活在亞洲的我們是否需要“亞洲價值”，就視乎我們怎樣看待亞洲的未來，到底亞洲會否進一步深度地合作，以至走向“區域整合”（RegionalIntegration）。

亞洲價值的淵源

從廣義上看，“亞洲價值”指相信亞洲人具有共同的價值觀，他們共享的一些價值元素構成一個獨特的群體“亞洲人”，而這套“亞洲價值”讓“亞洲”異於“歐洲”以及世界其他的文明體系，從這個觀點看，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所主張的“亞洲價值”以及相應的“超國家主義”思想都可被視為“亞洲價值”的一種，然而，一般所指的“亞洲價值”則是指在1993年和1994年期間由馬哈迪和新加坡當時的內閣資政李光耀所提倡的“亞洲價值”。

馬哈迪與李光耀雖然都提倡“亞洲價值”觀，但他們所指涉的“亞洲價值”頗有不同。馬哈迪的“亞洲價值”理念較為欠缺系統。最先提出“亞洲價值”的領導人就數馬來西亞前首相敦馬哈迪，他認為“亞洲價值”包括了家庭的神聖性、多樣性的寬容、對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等價值觀，以達成社會和諧。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較條列分明，他在接受FareedZakaria於《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的訪問時，提及“亞洲價值”的內涵有五個特徵：第一，階層式的集體主義，即對群體中的領袖忠誠。第二，家父長制的菁英領導，即道德菁英領導下的德政。第三，人際互惠性和調和，即避免和他人發生衝突。第四，社群利益和和諧，即當社群利益和個人利益相沖突時，必須為了社群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第五，儒家式家庭主義，即把家庭的重要性放在個人之上。

這裡值得談的是，筆者並不認為越條列分明的“亞洲價值”就越好，或許這樣在哲學體系裡更加成熟，但在現實當中，越有清晰的結構恐怕反而無法讓更多人認同。李光耀所說的“亞洲價值”儘管條列分明，但明顯地他的“亞洲價值”體系是儒家的價值體系，甚至只能說是儒家體系的其中一種詮釋，放在深受儒家價值影響的中國、日本、韓國、越南以及新加坡，或許有較大的解釋能力，但要放在非儒家社會的亞洲國家，則解釋力非常有限，而且亞洲非常廣泛，用這五個定義來概括西至博斯普魯斯海峽、北至北冰洋、東至太平洋，南至東南亞群島的廣大地理空間，恐怕是難有說服力的。因此，李光耀先生所說的“亞洲價值”，毋寧是指“東亞價值”。

九十年代“亞洲價值”時空

儘管“亞洲價值”在理論框架上不容站得住腳，但它還是在九十年代獲得相當支持，尤其是印尼前總統蘇哈多、當時的香港總督彭定康的支持。這是緣於九十年代是“後冷戰”的動盪時空，在蘇聯解體之後，沒有任何政治思想能在全球範圍裡與美國與歐洲為首“自由民主主義”所爭鋒，在八十年代末“冷戰秩序”逐漸瓦解的過程當中，亞洲也成為“第三波民主化”的重心，先是1986年的菲律賓發生“人民力量革命”，及後一年韓國民主化，同年臺灣解嚴，開始自由化，及後在1996年真正民主化，1998年則是印尼民主化，九十年代是亞洲各國政治體制都備受衝擊的年代。

“亞洲價值”也被視為部份亞洲國家回應“自由民主化”的路徑之一，為甚麼說是“自由民主化呢？因為彼此彼刻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已具有相當程度的民主選舉，只是選舉形式不同，而且自由主義也不是這些地區的主要價值觀。因此，“亞洲價值”的萌發更像是雖然接受民主體制，但亞洲人仍然要堅持自己的價值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