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工作者莫家浩／享受历史在手中的快感

“人有时候要拉开一个距离，才可以回看自己。”他说。

返马任母校的历史老师

从中国留学归来，他回到宽柔中学古来分校教历史，同时出任历史学会顾问。只不过，授课的内容专注在世界史和中国史，并非他最有兴趣的马来西亚华人史。

2011年时，莫家浩参与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担任管委一职，接触与本地华人历史有关的研究。工作包含协助馆方办展、搜集资料、撰写稿件。当时，在同是文史研究者白伟权的邀请下，他参与新山绵裕亭义山抄录墓碑的田野工作。

回忆过往热血事迹，莫家浩自嘲说：“当时年轻什么都不懂，用粉笔拓碑看不到字迹就用手抹。一天抹10个碑，抹到最后指纹都不见了。”但在走入田野后，他却真切地感受到“历史就在手中，只待你解谜”的那股快感。

“在田野中发现历史，等着我们去解答，不再从只是从书里找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于是，他自我反问：“我就想是不是该去做田野调查？”但身为教职人员的忙碌，让他无法两者兼顾，直到隔年爆发边佳兰征地事件。

事缘，石化工业发展开到边加兰，影响当地的7个村落、5座义山、7间庙宇和6所学校。

“那时的新闻写说，铲泥机在边佳兰铲走一座坟墓，那个老人家托梦给家人。在内文也提到边佳兰有很多义山，这些坟墓都陷入危机。”在好奇心的趋势下，莫家浩开著车从新山来到了边佳兰。

开启边佳兰10年的考察之旅

每个地方都有专属的故事，从义山坟墓到村落里的庙宇，他发现这里的华人社会和文献记载的不一样。

“一般上，我们会用城市或城镇的角度去理解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像是华人一定有组织，或者以会馆、庙宇、方言为区分单位，好比义山就有广东义山和福建义山等分类。”

唯有在边佳兰，华裔居民以一湾一村一山的格局分布，各村湾建有学校、神庙。莫家浩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是用方言，而是用以村为单位？这里一间会馆也找不到。没有会馆，那边佳兰又是如何形成华人社会？”他带着一连串对这里的的好奇，10年间来回往返边佳兰的村与村之间。

莫家浩间中辞去老师的工作，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深造，最后成功取得历史博士学位，论文写的就是边佳兰。问起考察时遇到的难题，他表示当时石化工程进驻中，处处都是重型车辆蹂躏柏油路的痕迹。

“从新山开车到这里一整天都在田野，无论是抄碑或在庙里看文物。晚上回家可能都十一二点了。我车开到都要睡觉了，路况也很糟糕、危险，现在回想起来都怕。”

历史的本质就是不断变化

如今多年过去，昔日边佳兰的渔村风景不在，新兴商店林立，当地居民也搬入了新住所。莫家浩分享，部分受影响的居民迁入六湾的新园区，“开始有人从不习惯关门到习惯关门，要找朋友就得驾车；没有咖啡店让大家聚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公园没几棵大树所以很热，原有的乡情慢慢退却中。”

问及看着边佳兰情况演变至今，会否感到遗憾？他坦言不会用“遗憾”形容这里的变化，“边佳兰早在19世纪开始，就经历橡胶园丘、油棕到近期石化工程的产业转型。而历史是一直在变化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遗憾，因为有得利的人就会有失落的人，所以历史是复杂的。”

用人类学的角度看历史

非科班出生的历史学家，莫家浩这样形容自己，“早期不曾受过本科训练是我的弱点，但优点是看事情的视角更多元。国际政治教会我关注事情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至于看出事件的一体两面，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博士班的训练，即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

听着难懂，进一步要求莫家浩举例说明，他说：“在田野调查的训练过程中，我老师强调‘开口问’是最后一步。在不赶时间的前提下，先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嗅。好比你来到一场庙会，就坐一个地方一直看，看到大家都忘记你的存在，自然会看到很多有趣的情景。”

忆起首次在边佳兰头湾的护福庙，落实上述田野方式时的忧心忡忡，他表示：“全头湾只有一间咖啡店兼杂货店，看店家的心情营业。我担心去那里没有地方吃饭怎么办？”他向指导老师表达了忧虑，换来要他甭担心的答复：“老师告诉我，田野最不用担心就是吃饭，要我去就对了。”

开启田调的首日，坐在庙旁的莫家浩被当作记者，当地村民接二连三上前问问题，“我跟他们说有兴趣来看看而已，大家就开始喂我吃东西。”无需特意走上前搭话，待久了居民就会找上门开启话题，“第二次来，他们会说‘又来啊’……慢慢地，村民们反问说‘做么你这样迟来？ 等你等很久了！’”

参与观察村民的日常，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长期观察。莫家浩表示，人类学的研究方式虽然耗时长，但能够看出连村民本身都不自觉的生活痕迹：“我曾经跟着渔民去捕鱼、进芭。若以年为周期，定期回到边佳兰，看到的事物会越来越多。”

盼提高本地人对文物的认知

若说起真正的遗憾，他坦言便是那些留不住文物、建筑和人。

“我们很常有个观念叫‘不觉得自己老’。我很常问老人家：你家有没有那些老东西啊？”而莫家浩往往得到的回复，竟是：“哎呦，你不早点讲，那些老照片我昨天烧掉了。”他认为提升本地人对文物、古迹价值的认知，迫在眉睫。

而身为一名文史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充当“调和者”的身份。他举例，好比一间庙宇，有的人认为漏水就得重修，神明才开心；有的人认为这是古迹，不可以随便修。

“要如何让意见不和的双方互惠互利，避免达到零和、这个最糟糕的结果，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莫家浩进一步说：“在完全保存与完全不保存之间还有很多阶段，从记录到有限的复制、有限的转移，还有完全转移，间中还有很多过程。”

他表示，这便是“think like a native”（知道土著如何思考），即一种人类学研究历史的方式。先把事情对错放在后头，融入社区了解问题，从中找到一个共生的方式，那样文史工作者才能展开更多保存工作。

“我们最怕资料、史料不见，你至少给我拍个照、让我复制一份，保存不到整个坟墓，保存墓碑好吗？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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