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工作者莫家浩／享受歷史在手中的快感

“人有時候要拉開一個距離，才可以回看自己。”他說。

返馬任母校的歷史老師

從中國留學歸來，他回到寬柔中學古來分校教歷史，同時出任歷史學會顧問。只不過，授課的內容專注在世界史和中國史，並非他最有興趣的馬來西亞華人史。

2011年時，莫家浩參與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擔任管委一職，接觸與本地華人歷史有關的研究。工作包含協助館方辦展、蒐集資料、撰寫稿件。當時，在同是文史研究者白偉權的邀請下，他參與新山綿裕亭義山抄錄墓碑的田野工作。

回憶過往熱血事蹟，莫家浩自嘲說：“當時年輕什麼都不懂，用粉筆拓碑看不到字跡就用手抹。一天抹10個碑，抹到最後指紋都不見了。”但在走入田野後，他卻真切地感受到“歷史就在手中，只待你解謎”的那股快感。

“在田野中發現歷史，等著我們去解答，不再從只是從書裡找答案，我覺得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於是，他自我反問：“我就想是不是該去做田野調查？”但身為教職人員的忙碌，讓他無法兩者兼顧，直到隔年爆發邊佳蘭徵地事件。

事緣，石化工業發展開到邊加蘭，影響當地的7個村落、5座義山、7間廟宇和6所學校。

“那時的新聞寫說，鏟泥機在邊佳蘭鏟走一座墳墓，那個老人家託夢給家人。在內文也提到邊佳蘭有很多義山，這些墳墓都陷入危機。”在好奇心的趨勢下，莫家浩開著車從新山來到了邊佳蘭。

開啟邊佳蘭10年的考察之旅

每個地方都有專屬的故事，從義山墳墓到村落裡的廟宇，他發現這裡的華人社會和文獻記載的不一樣。

“一般上，我們會用城市或城鎮的角度去理解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像是華人一定有組織，或者以會館、廟宇、方言為區分單位，好比義山就有廣東義山和福建義山等分類。”

唯有在邊佳蘭，華裔居民以一灣一村一山的格局分佈，各村灣建有學校、神廟。莫家浩進一步解釋：“為什麼他們不是用方言，而是用以村為單位？這裡一間會館也找不到。沒有會館，那邊佳蘭又是如何形成華人社會？”他帶著一連串對這裡的的好奇，10年間來回往返邊佳蘭的村與村之間。

莫家浩間中辭去老師的工作，前往香港中文大學深造，最後成功取得歷史博士學位，論文寫的就是邊佳蘭。問起考察時遇到的難題，他表示當時石化工程進駐中，處處都是重型車輛蹂躪柏油路的痕跡。

“從新山開車到這裡一整天都在田野，無論是抄碑或在廟裡看文物。晚上回家可能都十一二點了。我車開到都要睡覺了，路況也很糟糕、危險，現在回想起來都怕。”

歷史的本質就是不斷變化

如今多年過去，昔日邊佳蘭的漁村風景不在，新興商店林立，當地居民也搬入了新住所。莫家浩分享，部分受影響的居民遷入六灣的新園區，“開始有人從不習慣關門到習慣關門，要找朋友就得駕車；沒有咖啡店讓大家聚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這個新公園沒幾棵大樹所以很熱，原有的鄉情慢慢退卻中。”

問及看著邊佳蘭情況演變至今，會否感到遺憾？他坦言不會用“遺憾”形容這裡的變化，“邊佳蘭早在19世紀開始，就經歷橡膠園丘、油棕到近期石化工程的產業轉型。而歷史是一直在變化的過程，每個時代都有遺憾，因為有得利的人就會有失落的人，所以歷史是複雜的。”

用人類學的角度看歷史

非科班出生的歷史學家，莫家浩這樣形容自己，“早期不曾受過本科訓練是我的弱點，但優點是看事情的視角更多元。國際政治教會我關注事情背後的政治、經濟因素。”至於看出事件的一體兩面，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博士班的訓練，即用人類學方法研究歷史。

聽著難懂，進一步要求莫家浩舉例說明，他說：“在田野調查的訓練過程中，我老師強調‘開口問’是最後一步。在不趕時間的前提下，先用眼睛看、用耳朵聽、用鼻子嗅。好比你來到一場廟會，就坐一個地方一直看，看到大家都忘記你的存在，自然會看到很多有趣的情景。”

憶起首次在邊佳蘭頭灣的護福廟，落實上述田野方式時的憂心忡忡，他表示：“全頭灣只有一間咖啡店兼雜貨店，看店家的心情營業。我擔心去那裡沒有地方吃飯怎麼辦？”他向指導老師表達了憂慮，換來要他甭擔心的答覆：“老師告訴我，田野最不用擔心就是吃飯，要我去就對了。”

開啟田調的首日，坐在廟旁的莫家浩被當作記者，當地村民接二連三上前問問題，“我跟他們說有興趣來看看而已，大家就開始餵我吃東西。”無需特意走上前搭話，待久了居民就會找上門開啟話題，“第二次來，他們會說‘又來啊’……慢慢地，村民們反問說‘做麼你這樣遲來？ 等你等很久了！’”

參與觀察村民的日常，進行長時間的研究，就是所謂的長期觀察。莫家浩表示，人類學的研究方式雖然耗時長，但能夠看出連村民本身都不自覺的生活痕跡：“我曾經跟著漁民去捕魚、進芭。若以年為週期，定期回到邊佳蘭，看到的事物會越來越多。”

盼提高本地人對文物的認知

若說起真正的遺憾，他坦言便是那些留不住文物、建築和人。

“我們很常有個觀念叫‘不覺得自己老’。我很常問老人家：你家有沒有那些老東西啊？”而莫家浩往往得到的回覆，竟是：“哎呦，你不早點講，那些老照片我昨天燒掉了。”他認為提升本地人對文物、古蹟價值的認知，迫在眉睫。

而身為一名文史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充當“調和者”的身份。他舉例，好比一間廟宇，有的人認為漏水就得重修，神明才開心；有的人認為這是古蹟，不可以隨便修。

“要如何讓意見不和的雙方互惠互利，避免達到零和、這個最糟糕的結果，是我們最大的挑戰。”莫家浩進一步說：“在完全保存與完全不保存之間還有很多階段，從記錄到有限的複製、有限的轉移，還有完全轉移，間中還有很多過程。”

他表示，這便是“think like a native”（知道土著如何思考），即一種人類學研究歷史的方式。先把事情對錯放在後頭，融入社區瞭解問題，從中找到一個共生的方式，那樣文史工作者才能展開更多保存工作。

“我們最怕資料、史料不見，你至少給我拍個照、讓我複製一份，保存不到整個墳墓，保存墓碑好嗎？總比什麼都沒有好啊。”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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