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提供各类产品的商家,都要为自己商品的品质和服务负责,为何社媒巨头却不用呢?是时候对社媒提出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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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社交平台对自己的产品负责,正考验各国政府的能耐,尤其是经济体量比那些科技公司营业额还要小的国家。主要的社媒平台掌控了资讯传播的方式,进而控制了资讯传播的广告收益。从技术、内容、演算法,再到收入运营模式,都在个别科技巨头的直接控制之下,具有公权力的国家机关,也往往只能在远眺哪一个环节出差错,却眼睁睁地、被动地、事后孔明地要求得到合作来改善问题。
政府需要重新掌握主导权,以避免国人持续成为受害者,尤其是社媒已经成为诈骗温床。只要社媒平台不愿投入更多资源,一样不作为,再多的宣导成效还是有限。
过去几个月,我举报了不少诈骗广告。其中一再出现在我脸书的是书店倒闭赠书付费广告,以及植入式网络赌博的广告。我发现一些网红竟然制作网赌广告,甚至著名的高等学府同样为了盈利接受网赌广告。可见,网络诈骗已经是涉及面很广的问题。网红和相关人士不顾社会道义的行为,应该被揭发。
肉眼都可以辨识的诈骗广告,社媒却无法通过本身的监控机制来预先下架。我举报后的答复,也是指那些广告符合社群条规。我注意到著名网红针对被盗用的图片举报后,虽然自身肖像被盗用来行骗,社媒却一样认为符合社群条规。
为何社媒如此不积极去除诈骗广告呢?可能的关键是,那些是付费的,投放广告是主要的收入,因此,在商言商,它们采取放任的态度,或者不投入更多资源来过滤诈骗广告,这是关系到了生意和运作模式。
我国官方公布了从2020年至2023年期间,共有10万7716起网络诈骗案,损及金额高达32亿令吉。今年从1月到3月,已达7651宗,损失金额达3亿3200令吉。如果考虑区域各国的损失,甚至全球的总额,那可是天文数字。大马羽球混双名将赖沛君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被骗走毕生储蓄让人同情,但背后还有更多的赖沛君。
对于本身产品造成使用者的损失,社媒的立场往往是,那不关它们的事,而且也无需负上责任。对于这一点,立法机关须要制定问责法令。每一则诈骗广告的出现,都将制造下一个受害者。这是分秒必争的问题,所以需要从源头着手。司法机构必须制定社媒需要为诈骗广告负责的法令,执法机关可以罚款,甚至收监负责人。
公民团体应该更主动向社媒提出集体控诉,通过法律途径来获得赔偿。更多的法庭案件,社媒才会去重视它们的无作为造成之损失。
财大势大的社媒巨头,常常不把国家放在眼底。看看加拿大和澳洲,在争取为媒体付费问题上无法让脸书屈服,更不用说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明年我国将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这是通过区域组织来结合各国力量的大好机会。推动一套管制社媒的法律架构,以有效阻止诈骗分子把社媒当作平台,进行欺骗民众的勾当。
世界各地提供各类产品的商家,都要为自己商品的品质和服务负责,为何社媒巨头却不用呢?是时候对社媒提出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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