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提供各類產品的商家,都要為自己商品的品質和服務負責,為何社媒巨頭卻不用呢?是時候對社媒提出這個最基本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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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社交平臺對自己的產品負責,正考驗各國政府的能耐,尤其是經濟體量比那些科技公司營業額還要小的國家。主要的社媒平臺掌控了資訊傳播的方式,進而控制了資訊傳播的廣告收益。從技術、內容、演算法,再到收入運營模式,都在個別科技巨頭的直接控制之下,具有公權力的國家機關,也往往只能在遠眺哪一個環節出差錯,卻眼睜睜地、被動地、事後孔明地要求得到合作來改善問題。
政府需要重新掌握主導權,以避免國人持續成為受害者,尤其是社媒已經成為詐騙溫床。只要社媒平臺不願投入更多資源,一樣不作為,再多的宣導成效還是有限。
過去幾個月,我舉報了不少詐騙廣告。其中一再出現在我臉書的是書店倒閉贈書付費廣告,以及植入式網絡賭博的廣告。我發現一些網紅竟然製作網賭廣告,甚至著名的高等學府同樣為了盈利接受網賭廣告。可見,網絡詐騙已經是涉及面很廣的問題。網紅和相關人士不顧社會道義的行為,應該被揭發。
肉眼都可以辨識的詐騙廣告,社媒卻無法通過本身的監控機制來預先下架。我舉報後的答覆,也是指那些廣告符合社群條規。我注意到著名網紅針對被盜用的圖片舉報後,雖然自身肖像被盜用來行騙,社媒卻一樣認為符合社群條規。
為何社媒如此不積極去除詐騙廣告呢?可能的關鍵是,那些是付費的,投放廣告是主要的收入,因此,在商言商,它們採取放任的態度,或者不投入更多資源來過濾詐騙廣告,這是關係到了生意和運作模式。
我國官方公佈了從2020年至2023年期間,共有10萬7716起網絡詐騙案,損及金額高達32億令吉。今年從1月到3月,已達7651宗,損失金額達3億3200令吉。如果考慮區域各國的損失,甚至全球的總額,那可是天文數字。大馬羽球混雙名將賴沛君成為詐騙的受害者,被騙走畢生儲蓄讓人同情,但背後還有更多的賴沛君。
對於本身產品造成使用者的損失,社媒的立場往往是,那不關它們的事,而且也無需負上責任。對於這一點,立法機關須要制定問責法令。每一則詐騙廣告的出現,都將製造下一個受害者。這是分秒必爭的問題,所以需要從源頭著手。司法機構必須制定社媒需要為詐騙廣告負責的法令,執法機關可以罰款,甚至收監負責人。
公民團體應該更主動向社媒提出集體控訴,通過法律途徑來獲得賠償。更多的法庭案件,社媒才會去重視它們的無作為造成之損失。
財大勢大的社媒巨頭,常常不把國家放在眼底。看看加拿大和澳洲,在爭取為媒體付費問題上無法讓臉書屈服,更不用說像馬來西亞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但明年我國將成為東盟輪值主席國,這是通過區域組織來結合各國力量的大好機會。推動一套管制社媒的法律架構,以有效阻止詐騙分子把社媒當作平臺,進行欺騙民眾的勾當。
世界各地提供各類產品的商家,都要為自己商品的品質和服務負責,為何社媒巨頭卻不用呢?是時候對社媒提出這個最基本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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