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两国之间，有大量与我相似的游走者和归来者，他们在时空的穿越中造就了马中关系稳健发展的第一个五十年，并为马中友谊下一个五十年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马中建交50年的深厚友谊，正如大马独特的多元文化环境，是由两国人民共同呵护、同心传承的结果。作为一个在中国学习生活近十年的马来西亚籍人类学者，我既是受益者、见证者，也是亲历者、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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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社交场景中，马来西亚华人常被问及关于祖籍、母语习得以及对华认知等，这些成为中国友人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的“经典问题”。华人华侨相关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显著的趋势，即马来西亚华人在描述中国时，出现从“祖国”到“祖籍国”的明显转变。特别是对于在马来西亚出生并成长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来说，深受我国教育政策影响，强化对大马国族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将自己的身份表达为马来西亚人或马来西亚华人。中国，不再像祖辈那样被视为“祖国”，而是成为祖籍国。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大马华人，我从来华读本科到博士毕业，再到入职厦门大学，在生活日常与社会交往中已经无数次被问及这类经典问题。
关于选择来华留学的原因，背后有一段奇妙的缘分。当年做留学地抉择时，在上海和台北之间，是家族渊源促使我选择了上海。家族故事中的祖籍地——上海一直是我心中向往。直至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期间，为完成课堂作业，梳理材料时才发现家族成员对祖籍地的认知出现了偏差：我们的祖籍地其实是在浙江绍兴，而非上海。这段趣事以及我在华留学的文化适应过程，强化了我跨文化的思维方式，也促使我对自我身份认同及与他者关系进行不断思考。
多年在华生活，我在中国的主流文化环境中不断适应、调整，最终成功融入。乃至我的中国朋友都说，我的气质像中国南方人、说话口音像中国北方人、思维方式像中国人，完全看不出我是个外国人。“大马人”和“外国人”的身份标签，仅仅是存在于各种行政手续中的“纸面身份”。与此同时，我也会经常面临那些外国人在中国反复被问及的问题，比如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如何保持马来西亚的文化底色与身份认同等。这些问题鞭策与思考，以及长期游走的生活经历，使我反复地在两个国度、两种文化中审视自己的身份，不断校准自己的认同。
我是马中两国传统友谊和文化教育交流的受益者。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我自高中毕业后便前往上海交大深造，后在天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再于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我身边也不乏前往马来西亚深造，并成功在马来西亚获得学位并服务于大马的中国籍友人。可见，这种游走使我们变成了马中两国之间的桥梁，使得马中教育文化交流生生不息。此外，近期落实的两国互免旅游签落地、两国双园的稳健发展、经贸合作的源远流长，都为马中人民在个人、企业、社会及国家层面的友好交流提供了许多制度性保障和无限机遇，我们每个人都是马中友谊的亲历者。
当今世界是高度流动且深度联结的。越来越多大马人选择游走于马来西亚和国外之间，为体验不同的生活、追寻更好的薪酬待遇、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而流动。关于大马国内人才流失的讨论确实不少，但我之所以使用“游走”一词，这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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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变局的背景下，中马关系的稳定性和互补性尤为重要。如何在全球经济压力下保持合作韧性，促进产业升级，并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是马来西亚需要思考的问题。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推行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引发市场动荡。美国股市剧烈波动，美元汇率起伏不定，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全球供应链也受到影响。对于依赖出口和国际贸易的东南亚国家而言，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不容忽视。
在这一背景下，中马合作的稳定性显得尤为关键。马来西亚作为区域贸易枢纽，必须在全球经济调整期内寻找更稳定的合作伙伴，而中国的市场规模与产业链优势，无疑为马来西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如何借助区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产业升级，同时保持政策的自主性，成为当下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
理念契合，合作基础稳固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全球合作、共同发展。马来西亚政府近年来推行“昌明大马”（Malaysia Madani）理念，倡导永续发展、繁荣与包容。两者在价值观和目标上高度契合，为深化中马合作提供了理论支持。
2024年6月，中马两国政府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明确以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目标，并在11月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这不仅意味着双方的经济合作升级，也反映出马来西亚在当前全球经济变局中，选择以多边合作稳定发展路径。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成员国，进一步凸显了中马经济合作的紧密性。
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互惠互利
在经济合作方面，中马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则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22年，两国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显示极强的互补性。
基础设施合作是中马经贸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ECRL）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项目，将大马半岛东西海岸连结起来，被誉为“陆上桥梁”，建成后有望大幅提升马来西亚的物流效率，并带动东海岸经济发展。
产业合作方面，中马关丹产业园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成功典范，已累计完成开发投资约15亿元人民币，工业总产值超过600亿元人民币。该产业园不仅吸引了大量投资，也带动了马来西亚本地制造业和相关产业链的发展。马来西亚如何在这样的合作框架下，充分利用中国的资金、技术，同时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
此外，中马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新兴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在加速推进。例如，近年来中国电动汽车品牌逐步进入马来西亚市场，推动当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而双方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的合作，也有助于马来西亚提升其全球科技竞争力。
人文交流日益深化，民间互信增强
经济合作之外，中马在人文领域的互动也日益紧密。2024年，两国互相实施免签政策，极大促进了人员往来，并带动旅游与商业合作的增长。目前，约有4万名中国学生在马来西亚求学，显示双方在教育合作上的深入发展。此外，马来西亚的高校与中国知名院校的学术交流日益紧密，例如中国传媒大学与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联合成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东盟研究中心”，推动学术合作，并在区域治理、经济合作等领域开展联合研究。这类合作不仅促进了学术成果的共享，也为马来西亚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人才，进一步提升大马在东盟乃至全球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旅游与文化交流也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选择马来西亚作为旅游目的地，而马来西亚的文化、美食、自然景观等也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广泛关注。此外，双方在电影、传媒、出版等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例如中马合拍电影、媒体联合报道等，不仅促进了两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情感联系。
挑战与未来展望
尽管中马关系稳步发展，但双方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是影响中马合作的主要外部因素。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很有可能采取更具针对性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可能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一定冲击。作为一个贸易依赖型经济体，马来西亚如何在中美竞争中保持平衡，避免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是一个现实问题。
此外，国内政策调整和产业转型也是中马合作的关键变量。马来西亚正在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希望减少对外资的依赖，而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与合作模式也需适应当地政策和市场需求。例如，在未来的中马合作中，如何在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和本地企业参与度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将成为决定合作深度的关键。
面对这些挑战，双方应保持战略定力，在既有合作框架下深化伙伴关系。未来，中马可以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强青年交流、社会文化互动，为两国关系注入更多活力。
构建更紧密的中马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经济变局的背景下，中马关系的稳定性和互补性尤为重要。如何在全球经济压力下保持合作韧性，促进产业升级，并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是马来西亚需要思考的问题。
未来，双方应继续深化务实合作，扩大贸易、科技、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协作，同时关注本地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确保合作成果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群体。坚定不移地推进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将为地区稳定与全球合作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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