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是杜牧的〈江南春絕句〉。千里江南,黃鶯歌唱,綠樹紅花,相映配搭。傍水村莊,依山城郭,酒旗迎風搖曳。杜牧愛酒,出現酒旗正常,“生前酒伴閒,愁醉閒多少”。他官場不順,經常無所事事,空閒時間都在醉夢裡度過,自問愁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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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回出現“酒”字,只是信手拈來襯托春景,喝不喝不是重點,詩興才是關鍵。水山同現,動靜對比,聲色交融。杜牧捕捉的是一瞬間體悟,畫面是遼闊江南,沒有特定地點。
本是晴空萬里,突然就下雨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讓人悽迷的是這兩句,既深邃又有韻味。寺廟交錯,在迷濛煙雨之中,走近江南,一邊想起當下,一邊懷古,既是渺小人間,又是浩然人間。
南北朝佛教興盛,滲透政治、經濟、社會、民俗。梁武帝執政期間,大肆修建佛寺,門閥士族紛紛仿效,寺院數量大增,全國當時共有寺廟2800餘座。他4次穿起法衣,入廟修行,最長一次為37天。
杜牧自小接受儒家薰陶,認為“知經義儒術”,才有益社稷。他感嘆精通儒學,雄才大略者,不得重用,批評執政者“不知儒術,不識大體”。杜牧對佛教意見很多。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說“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他認為君王若溺於佛教,終成歪風,百姓矇蔽,危害經濟,國家滅亡。
“日暮千峰裡,不知何處歸。”這是杜牧〈池州廢林泉寺〉句子,和尚突被勒令還俗,生活艱難。他雖起同情心,卻認為應該從大局看社會變遷,他質疑很多人信佛不過是私心作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不惜財力佞佛者,多是德行有虧之輩。百姓受“買福賣罪”思維愚弄,收入有限,卻給和尚供奉。杜牧支持唐武宗毀佛政策:經濟和民力是國家繁榮基礎,人民吃飽比什麼都重要。
不過“四百八十寺”出現詩中,與其說非議佛教,不如說他將當下注入歷史洪流,天地之間運轉循環、日月交替是永遠不會變的。杜牧有強烈歷史感,葉嘉瑩在《說中晚唐詩》討論杜牧詩〈赤壁〉、〈泊秦淮〉及〈將赴吳興登樂遊園一絕〉都有同一特色:流露對盛衰的感嘆。
身在混亂時期志難舒展
杜牧祖父杜佑曾任宰相,杜家地位顯赫。杜佑去世後,各家分開。杜牧父親杜從鬱不善理財,名下三十多間房子在他死後全歸債主。杜牧當時最多不過15歲,奴婢四散,只有一位老僕人不捨,留下照顧他與小他4歲的弟弟杜顗,天天吃野菜度日,但是從不荒廢學業。杜顗自小患有眼疾,當了幾年小官後,因為眼睛失明辭官,杜牧帶著他到處求醫,因為告假超過百日,棄官數次,兄弟情在杜顗45歲時過世告終。杜牧的人生並非一帆風順,他本性瀟灑,又重情意,為人有謀略,也懂兵法,但在牛李黨爭混亂時期,夾於其中,志難舒展。但他畢竟是通達之人,瞭解盛衰之道,對不如意事不斤斤計較。
當然還有不少筆記可做。明代楊慎在《升庵詩話》說杜牧寫詩愛用“數目垛積”,如“漢宮一百四十五”、“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南朝四百八十寺”等都是,當然可為〈江南春絕句〉加另一註釋。《南史·循吏·郭祖深傳》說:“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四百八十寺”應是“五百餘所”演化而成。
楊慎另一番話也可一引:“十里鶯啼綠映紅,後人誤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清代何文煥在《歷代詩話考索》有不同看法:“即作十里,亦未必盡聽得著,看得見”。他說“此詩之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曰〈江南春〉”。看前人評詩,確能提高鑑賞能力,有趣味處比比皆是。
杜牧詩作創作年代不詳者不少,〈江南春絕句〉是其一,我好奇該如何置入杜牧傳記中。張銳強的《詩劍風流:杜牧傳》將此詩引在846年杜牧轉任睦州刺史,途經杭州時。他說“這首描寫春景並感慨佛寺林立的詩作,自然不可能寫於這次赴任途中,必定寫於唐武宗毀佛之前”,含糊說法,不引更好。猜想作者喜歡這首詩,不捨在力作中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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