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姵伊/侥幸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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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增江新村。

大家想像中的新村人，祖辈、父母辈的家园就在新村。听者通常快速带入50年代的历史背景：胶林、矿场、紧急状态。半世纪前，官方为了阻隔人民与马共之间的交流，在半岛设立华人新村，将50万人重新迁移安置，每日管控出入，在篱笆内外设防。新村的“新”从上个世纪流传下来，早已不是原来的面目。建立初期的钢丝围篱不知何时被拆除了，村渐渐融入甲洞小镇，也增加了更新的族群聚落。增江长屋就是其中一部分。

在新村尾端，俗称增江长屋的地段，加盖了以数字编码、整齐规划的道路，用以安放隆市周边拆迁更新、受影响的住民。他们来自蕉赖、沙叻秀、蒲种、泗岩沫等地。这聚集五六千人的聚落统称临时公屋住宅区（Perumahan Awam Sementara）和新村历史错开，是90年代才落成的灰色地带，也是人民组屋的前身。

从90年代起，这片暂住地留存的时间从原来的5年延长了20年，如迟迟无法修正的错位，“新村”成了我度过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原点。

90年代末，我还是渴望镇日流连街上的孩子，不想放过任何出门的机会。家里有一本长方形、约20页的粉红色簿子，那是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出门的记忆符号。这本粉红色簿子是给付租金的记录簿，居民每个月都要向政府缴交约莫100左右的租金，这是住在增江长屋的象征。

增江长屋居民与新村人共享公共基础建设，比如政府诊所、学校、警局。流动的摊贩也是一种共同记忆，有摩托吆喝叫卖如猪肠粉、包子烧卖、卤味野味、面包、咖啡粉，或酱油车、糕点面包车、蔬果车等。对长屋居民来说，靠近甲洞大街的增江北区巴刹有些遥远，这些每日巡回或不定时出现的小生意提供度日的方便。这里日常生息与新村生活圈有重叠也有差异。新村里没有马来人经营的杂货店、夜市场。球场、游乐场上的争执可能是广东话、福建话，而不是马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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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江长屋有双层、单层结构，共通点是只有两间房的配置。我们住在双层结构的C区，楼上是木质地板，楼下是斑驳的洋灰地基，没有瓷砖修饰。

起初父母以为能迁回隆市南边的“旧部落”，一家四口第一年挤在一间房内休憩，而另一间房作为储藏室，堆满未整理的杂物箱子。后来，归去无望，才开始装置室内空间，以木板将楼梯之间的空心盖上，而楼梯下的三角区才是真正的储藏室。

在哪里落脚，说不上自由选择，任何地方都有它的阴影。

笼罩增江长屋的阴影，并不是大自然的侵害，而是城市人口急速生长，发展中顺带遗落大量蜕皮或尾巴——垃圾。大家遗弃的东西最后都来到掩埋场，掩埋场超载运作，已成满目疮痍的山体。

它是居民口中的增江垃圾山，但官方名称是Beringin Landfill，试图与当地人口脱离关系。不只是命名，很少人知道从增江新村通往垃圾山的路径，也很少看见进出的垃圾车与大型卡车。仰视临近的垃圾山，大家并不知道如何度量遮去半边天空的斑驳山壁，只形容那是几层楼高。多年后我终于在报纸上得知，掩埋场运转超过10年后，垃圾山巅峰达80米。

在垃圾山旁生活，日常没有大难临头的切身实感。只要忍受臭味，山与人也是相安无事。

陷落的边陲之地也有他们的寻常。

若听见罗里驶进小巷的嘈杂声，那是张罗红白事时搭建棚子的前奏，夜里随即有人饮胜祝酒或打斋念经。晚饭后也许听到喧天的鼓（Thavil）与唢呐（Nadaswaram），居民被召唤到路口等神轿经过，或观看或礼拜，庙里的人为上来拜的人一一点上祝祷的粉末。华裔称不上是信徒，大多也不认识轿子里的神祇，甚至模样也看不太清，还是乐于参拜——日子混杂，也行礼如仪。晨昏祈祷声每日都在C区的另一侧响起，一天就这样开始、结束了。

直到不远处冒烟的一刻，大家才重新感受被支配的阴影。垃圾山着火了。名称上的伪装与隔离无效于灾厄，火患虽没有扩大蔓延，却掩盖在底层焖烧好几周，仿如一场不会结束的霾害。这场延绵的焚烧重构我们与垃圾山的距离，戴口罩、紧闭门户，夜里仍然难以入眠，校园生活也陷入噩梦之中。垃圾山的表层一点点化成灰烬，贴近人的气息，覆盖道路车身，落在课堂桌椅之上。

在增江长屋生活直到15岁，我不曾认识拾荒或处理废弃物的工人，也不知道垃圾车从哪一条道路进出、抵达垃圾山。在夜里睁眼久了，适应光线不足的环境后，应该能看清事物的轮廓。但在夹缝中的居留地，大家无从厘清这团巨大又模糊的阴影，它更像一个人想要漠视的负面本性。只能忍耐，甚至没有想到改善的可能，所以始终抱着“有一天会搬家、离开这里”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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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野并不宽广的童年，我并不察觉家园有任何破落且被遗弃的影子。

和母亲一起出门的记忆，直到某段时期开始蒙上不安。

我们观察天气的常识和其他地方较为不同，大家最先意识到气味的变化，而不是灰暗朦胧的天。下雨前夕，附近的空气凝滞浑浊，腐坏气味更加浓烈。雨落下来了，门前的小水沟填满泥土与野草，长期阻塞。雨水无处可去，漫漶到路面，一时掩盖了坑坑洞洞的缺口。母亲撑伞，一路扶我踏过跨过水洼，到相隔数三条街道的住户里上课补习。

每一条街都是相似的，但在母亲眼里，越是远离主要道路的住宅，越是危险。每次出行她重复告诉我应该取道哪里，而哪一些地方不能过去。途中我们会经过一座草场，草场的角落是滑梯、秋千、跷跷板组成的小型游乐场，设施长久损坏，更像半毁的废墟——路上风景或母亲的提醒，预示修补更新都在停滞的状态。

过期的承诺使增江长屋彻底衰败，很多居民等不到委派租屋单位，自寻去路，包括我们一家。而留下的人，或中途迁入的游民，处在退无可退的生存处境。人民组屋在2018年前后建好，长屋区随即被清除摧毁，土地马上转手给地产商建造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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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山于2006年正式关闭，如今覆盖浓密的草木，从大道途径看去像一座普通的小山，也可以注意到旧址边上开设吉隆坡垃圾转运站。它们始终以第二中环公路（MRR2）为主要出入口，这也是90年代开通的，隆市东北部边界的血脉通道。沿路发展起许多城镇，大道往北的尾端就落在增江新村的后方，也是增江长屋侧旁，近年才开设马路贯通两侧。

在这城郊边缘，城市以什么样的形态显现？是入夜以后的远方灯火，来自双子星塔、吉隆坡塔的光。如今房地产商争相以此景观作为推荐语，符合面向市中心的想像，把这里当做城市的一部分。这几乎是大家梦寐以求，想看见的，最高的理想生活了。

我们不会想到，或许很快遗忘——城市的具现，在这里曾经是临近却无法抵达的一座垃圾山，始终以气味、鸟虫鼠蚁统领边缘地带。而随着捷运线的启用，不断加盖的公寓地产，从这里更快抵达市中心，更多居民与商机，但代价是另一种围困。回望新村，还有已经不存在的长屋区，我没有普遍想像中的怀旧怀乡之情。侥幸的是，即便无法自由选择定居的地方、环境，一切以发展为名，这里摆脱了外围边陲的基调。

城市是美好虚幻的灯火。在因匮乏而产生时差的城郊之处，形成废弃的、看不见的城市倒影。大家无法预测影子如何/何时移动。有人搭上苦苦等待才来的公交，疲累地走进城市中心。有人与居所侧旁的垃圾山共存，却始终看不清那是什么，只知道是一团巨大又模糊的阴影。

城市的尾巴在这里消失了，我仍然能微弱感知它的再生。

垃圾转运站、掩埋场、焚化炉，看不见的城市。阴影并不会按照居民的心愿消失，它只服从网络增生的规律，寻找下一个替代品。（此稿件英译版刊载于This is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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