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姵伊/僥倖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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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增江新村。

大家想像中的新村人，祖輩、父母輩的家園就在新村。聽者通常快速帶入50年代的歷史背景：膠林、礦場、緊急狀態。半世紀前，官方為了阻隔人民與馬共之間的交流，在半島設立華人新村，將50萬人重新遷移安置，每日管控出入，在籬笆內外設防。新村的“新”從上個世紀流傳下來，早已不是原來的面目。建立初期的鋼絲圍籬不知何時被拆除了，村漸漸融入甲洞小鎮，也增加了更新的族群聚落。增江長屋就是其中一部分。

在新村尾端，俗稱增江長屋的地段，加蓋了以數字編碼、整齊規劃的道路，用以安放隆市周邊拆遷更新、受影響的住民。他們來自蕉賴、沙叻秀、蒲種、泗巖沫等地。這聚集五六千人的聚落統稱臨時公屋住宅區（Perumahan Awam Sementara）和新村歷史錯開，是90年代才落成的灰色地帶，也是人民組屋的前身。

從90年代起，這片暫住地留存的時間從原來的5年延長了20年，如遲遲無法修正的錯位，“新村”成了我度過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的原點。

90年代末，我還是渴望鎮日流連街上的孩子，不想放過任何出門的機會。家裡有一本長方形、約20頁的粉紅色簿子，那是小時候和母親一起出門的記憶符號。這本粉紅色簿子是給付租金的記錄簿，居民每個月都要向政府繳交約莫100左右的租金，這是住在增江長屋的象徵。

增江長屋居民與新村人共享公共基礎建設，比如政府診所、學校、警局。流動的攤販也是一種共同記憶，有摩托吆喝叫賣如豬腸粉、包子燒賣、滷味野味、麵包、咖啡粉，或醬油車、糕點麵包車、蔬果車等。對長屋居民來說，靠近甲洞大街的增江北區巴剎有些遙遠，這些每日巡迴或不定時出現的小生意提供度日的方便。這裡日常生息與新村生活圈有重疊也有差異。新村裡沒有馬來人經營的雜貨店、夜市場。球場、遊樂場上的爭執可能是廣東話、福建話，而不是馬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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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江長屋有雙層、單層結構，共通點是隻有兩間房的配置。我們住在雙層結構的C區，樓上是木質地板，樓下是斑駁的洋灰地基，沒有瓷磚修飾。

起初父母以為能遷回隆市南邊的“舊部落”，一家四口第一年擠在一間房內休憩，而另一間房作為儲藏室，堆滿未整理的雜物箱子。後來，歸去無望，才開始裝置室內空間，以木板將樓梯之間的空心蓋上，而樓梯下的三角區才是真正的儲藏室。

在哪裡落腳，說不上自由選擇，任何地方都有它的陰影。

籠罩增江長屋的陰影，並不是大自然的侵害，而是城市人口急速生長，發展中順帶遺落大量蛻皮或尾巴——垃圾。大家遺棄的東西最後都來到掩埋場，掩埋場超載運作，已成滿目瘡痍的山體。

它是居民口中的增江垃圾山，但官方名稱是Beringin Landfill，試圖與當地人口脫離關係。不只是命名，很少人知道從增江新村通往垃圾山的路徑，也很少看見進出的垃圾車與大型卡車。仰視臨近的垃圾山，大家並不知道如何度量遮去半邊天空的斑駁山壁，只形容那是幾層樓高。多年後我終於在報紙上得知，掩埋場運轉超過10年後，垃圾山巔峰達80米。

在垃圾山旁生活，日常沒有大難臨頭的切身實感。只要忍受臭味，山與人也是相安無事。

陷落的邊陲之地也有他們的尋常。

若聽見羅裡駛進小巷的嘈雜聲，那是張羅紅白事時搭建棚子的前奏，夜裡隨即有人飲勝祝酒或打齋唸經。晚飯後也許聽到喧天的鼓（Thavil）與嗩吶（Nadaswaram），居民被召喚到路口等神轎經過，或觀看或禮拜，廟裡的人為上來拜的人一一點上祝禱的粉末。華裔稱不上是信徒，大多也不認識轎子裡的神祇，甚至模樣也看不太清，還是樂於參拜——日子混雜，也行禮如儀。晨昏祈禱聲每日都在C區的另一側響起，一天就這樣開始、結束了。

直到不遠處冒煙的一刻，大家才重新感受被支配的陰影。垃圾山著火了。名稱上的偽裝與隔離無效於災厄，火患雖沒有擴大蔓延，卻掩蓋在底層燜燒好幾周，仿如一場不會結束的霾害。這場延綿的焚燒重構我們與垃圾山的距離，戴口罩、緊閉門戶，夜裡仍然難以入眠，校園生活也陷入噩夢之中。垃圾山的表層一點點化成灰燼，貼近人的氣息，覆蓋道路車身，落在課堂桌椅之上。

在增江長屋生活直到15歲，我不曾認識拾荒或處理廢棄物的工人，也不知道垃圾車從哪一條道路進出、抵達垃圾山。在夜裡睜眼久了，適應光線不足的環境後，應該能看清事物的輪廓。但在夾縫中的居留地，大家無從釐清這團巨大又模糊的陰影，它更像一個人想要漠視的負面本性。只能忍耐，甚至沒有想到改善的可能，所以始終抱著“有一天會搬家、離開這裡”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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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視野並不寬廣的童年，我並不察覺家園有任何破落且被遺棄的影子。

和母親一起出門的記憶，直到某段時期開始蒙上不安。

我們觀察天氣的常識和其他地方較為不同，大家最先意識到氣味的變化，而不是灰暗朦朧的天。下雨前夕，附近的空氣凝滯渾濁，腐壞氣味更加濃烈。雨落下來了，門前的小水溝填滿泥土與野草，長期阻塞。雨水無處可去，漫漶到路面，一時掩蓋了坑坑洞洞的缺口。母親撐傘，一路扶我踏過跨過水窪，到相隔數三條街道的住戶裡上課補習。

每一條街都是相似的，但在母親眼裡，越是遠離主要道路的住宅，越是危險。每次出行她重複告訴我應該取道哪裡，而哪一些地方不能過去。途中我們會經過一座草場，草場的角落是滑梯、鞦韆、蹺蹺板組成的小型遊樂場，設施長久損壞，更像半毀的廢墟——路上風景或母親的提醒，預示修補更新都在停滯的狀態。

過期的承諾使增江長屋徹底衰敗，很多居民等不到委派租屋單位，自尋去路，包括我們一家。而留下的人，或中途遷入的遊民，處在退無可退的生存處境。人民組屋在2018年前後建好，長屋區隨即被清除摧毀，土地馬上轉手給地產商建造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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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山於2006年正式關閉，如今覆蓋濃密的草木，從大道途徑看去像一座普通的小山，也可以注意到舊址邊上開設吉隆坡垃圾轉運站。它們始終以第二中環公路（MRR2）為主要出入口，這也是90年代開通的，隆市東北部邊界的血脈通道。沿路發展起許多城鎮，大道往北的尾端就落在增江新村的後方，也是增江長屋側旁，近年才開設馬路貫通兩側。

在這城郊邊緣，城市以什麼樣的形態顯現？是入夜以後的遠方燈火，來自雙子星塔、吉隆坡塔的光。如今房地產商爭相以此景觀作為推薦語，符合面向市中心的想像，把這裡當做城市的一部分。這幾乎是大家夢寐以求，想看見的，最高的理想生活了。

我們不會想到，或許很快遺忘——城市的具現，在這裡曾經是臨近卻無法抵達的一座垃圾山，始終以氣味、鳥蟲鼠蟻統領邊緣地帶。而隨著捷運線的啟用，不斷加蓋的公寓地產，從這裡更快抵達市中心，更多居民與商機，但代價是另一種圍困。回望新村，還有已經不存在的長屋區，我沒有普遍想像中的懷舊懷鄉之情。僥倖的是，即便無法自由選擇定居的地方、環境，一切以發展為名，這裡擺脫了外圍邊陲的基調。

城市是美好虛幻的燈火。在因匱乏而產生時差的城郊之處，形成廢棄的、看不見的城市倒影。大家無法預測影子如何/何時移動。有人搭上苦苦等待才來的公交，疲累地走進城市中心。有人與居所側旁的垃圾山共存，卻始終看不清那是什麼，只知道是一團巨大又模糊的陰影。

城市的尾巴在這裡消失了，我仍然能微弱感知它的再生。

垃圾轉運站、掩埋場、焚化爐，看不見的城市。陰影並不會按照居民的心願消失，它只服從網絡增生的規律，尋找下一個替代品。（此稿件英譯版刊載於This is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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