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入南洋 · 石宇坚 | 亚洲主义过去和未来（三） 源于日本 告别日本？

日本是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也是惟一能在帝国主义、殖民浪潮中反过来打败西方列强的亚洲国家，“明治维新”的成功让日本成为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典范，远至土耳其、印度的反殖、民族解放运动，都有“以日为师”的发展阶段。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亚洲各地的民族主义革命家受殖民地压迫，也都流寓东京，在东京他们真正看见了亚洲，也相互奥援，支持革命，从中迸发出了“亚洲主义”（Pan-Asianism），并广为亚洲各地的革命家所采用，尽管他们都使用“亚洲主义”这个旗号，但内涵却大异其趣。时至今日，日本依然是亚洲中举足轻重的国家，亚洲主义的未来发展与日本离得开关系吗？

亚洲地区的民族革命相互支持，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亚洲各地民族革命的一个特性。如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与越南民族革命家潘佩珠的交往，就属当中的典范，孙中山与潘佩珠是同时代觉醒的革命家，他们在本国策动革命运动，但都流亡到日本，于1905在日本横滨相识，两人相约本国革命成功后，都要奥援对方的民族革命，在中国辛亥革命成功后，潘佩珠也在翌年来到广州，效法中国革命，将越南维新会改组为“越南光复会”。

从中国与越南革命党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亚洲在十九世纪以前是抽象的概念，在十九世纪开始的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东亚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作为对抗的思想工具，各地的民族主义者则在流亡东京的过程当中看到“活生生的亚洲”，开始了解亚洲当中的他者，并尝试为亚洲革命找到共同的思想基础，于是就需要“亚洲主义”，强调亚洲人的共同价值、传统、历史、文化，好让亚洲的革命家往来、相互支持找到价值的基础，也让革命的友谊更加坚实。

日本帝国主义挪用亚洲主义

这段故事就像“非洲主义”或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的源流，非洲人不在非洲本土认识到非洲，各地的非洲人离散失落到了欧洲和美国，才看得到非洲。亚洲的革命家们也不在本国看得到什么是“亚洲”，但亚洲人与非洲人不同，他们在东京认识到什么是亚洲。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东京，是当之无愧的“亚洲国际都会”，他跨国联系在从此诞生，从东京的条通之中，诞生了无数改变亚洲历史的革命家与思想。

亚洲主义源于日本，但后来却从革命家相互奥援的开端变质了，日本人也注意到在东京活跃的各地革命家。更准确地说，他们能在东京活跃，也是日本人的国际关系布局，日本的政府与民间思想家都积极介入到亚洲各地的民族革命当中，政府与相关人士希望从中取利，民间思想家则或许抱有理想主义，希期同种的亚洲革命成功，建立独立自主的亚洲，因此在这个阶段诞生了各式各样的“亚洲主义”，堪称是群星灿烂的年代。

当中最为华人所熟知的例子，莫过于在1901年成立、1945年解散的“黑龙会”，作为亚洲主义组织，“黑龙会”的前身“玄洋社”就支持亚洲各国独立，认为亚洲各国结盟才能对抗也西方国家，而这个结盟需要日本的指导、协助，也为日本的扩张运动提供正当性基础。在1906年，“黑龙会”创办人与“主干”内田良平就主张“日韩合邦”，主张韩国把军事与外交权交给日本，而韩国亦奉日本天皇为最高元首。

在中国革命时期，“黑龙会”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但交换条件是把中国的东三省让予日本，当时孙中山答应下来，但在民初的混乱格局当中，自然不了了之。在过程中，不乏为中国革命拼搏的日本人，当中尤以浪人宫崎滔天较为人熟知，是中国同盟会第一批外籍会员之一，孙中山也称赞他：“宫崎寅藏者，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