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入南洋 · 石宇堅 | 亞洲主義過去和未來（三） 源於日本 告別日本？

日本是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也是惟一能在帝國主義、殖民浪潮中反過來打敗西方列強的亞洲國家，“明治維新”的成功讓日本成為亞洲國家現代化的典範，遠至土耳其、印度的反殖、民族解放運動，都有“以日為師”的發展階段。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亞洲各地的民族主義革命家受殖民地壓迫，也都流寓東京，在東京他們真正看見了亞洲，也相互奧援，支持革命，從中迸發出了“亞洲主義”（Pan-Asianism），並廣為亞洲各地的革命家所採用，儘管他們都使用“亞洲主義”這個旗號，但內涵卻大異其趣。時至今日，日本依然是亞洲中舉足輕重的國家，亞洲主義的未來發展與日本離得開關係嗎？

亞洲地區的民族革命相互支持，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上半葉亞洲各地民族革命的一個特性。如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與越南民族革命家潘佩珠的交往，就屬當中的典範，孫中山與潘佩珠是同時代覺醒的革命家，他們在本國策動革命運動，但都流亡到日本，於1905在日本橫濱相識，兩人相約本國革命成功後，都要奧援對方的民族革命，在中國辛亥革命成功後，潘佩珠也在翌年來到廣州，效法中國革命，將越南維新會改組為“越南光復會”。

從中國與越南革命黨的故事，我們可以看見，亞洲在十九世紀以前是抽象的概念，在十九世紀開始的殖民主義浪潮席捲東亞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應運而生作為對抗的思想工具，各地的民族主義者則在流亡東京的過程當中看到“活生生的亞洲”，開始瞭解亞洲當中的他者，並嘗試為亞洲革命找到共同的思想基礎，於是就需要“亞洲主義”，強調亞洲人的共同價值、傳統、歷史、文化，好讓亞洲的革命家往來、相互支持找到價值的基礎，也讓革命的友誼更加堅實。

日本帝國主義挪用亞洲主義

這段故事就像“非洲主義”或泛非主義（Pan-Africanism）的源流，非洲人不在非洲本土認識到非洲，各地的非洲人離散失落到了歐洲和美國，才看得到非洲。亞洲的革命家們也不在本國看得到什麼是“亞洲”，但亞洲人與非洲人不同，他們在東京認識到什麼是亞洲。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東京，是當之無愧的“亞洲國際都會”，他跨國聯繫在從此誕生，從東京的條通之中，誕生了無數改變亞洲歷史的革命家與思想。

亞洲主義源於日本，但後來卻從革命家相互奧援的開端變質了，日本人也注意到在東京活躍的各地革命家。更準確地說，他們能在東京活躍，也是日本人的國際關係佈局，日本的政府與民間思想家都積極介入到亞洲各地的民族革命當中，政府與相關人士希望從中取利，民間思想家則或許抱有理想主義，希期同種的亞洲革命成功，建立獨立自主的亞洲，因此在這個階段誕生了各式各樣的“亞洲主義”，堪稱是群星燦爛的年代。

當中最為華人所熟知的例子，莫過於在1901年成立、1945年解散的“黑龍會”，作為亞洲主義組織，“黑龍會”的前身“玄洋社”就支持亞洲各國獨立，認為亞洲各國結盟才能對抗也西方國家，而這個結盟需要日本的指導、協助，也為日本的擴張運動提供正當性基礎。在1906年，“黑龍會”創辦人與“主幹”內田良平就主張“日韓合邦”，主張韓國把軍事與外交權交給日本，而韓國亦奉日本天皇為最高元首。

在中國革命時期，“黑龍會”也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但交換條件是把中國的東三省讓予日本，當時孫中山答應下來，但在民初的混亂格局當中，自然不了了之。在過程中，不乏為中國革命拼搏的日本人，當中尤以浪人宮崎滔天較為人熟知，是中國同盟會第一批外籍會員之一，孫中山也稱讚他：“宮崎寅藏者，今之俠客。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遊漢土，以訪英賢，欲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