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猷荃.反制不当传教歪风

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发布文告，呼吁政府“对付”黄伟雄。文告强调，黄的行为违反《联邦宪法》第12(3)和12（4）条款。

第12（3）阐明不得强制任何人，接受其本身宗教之外的宗教教诲，或进行其本身宗教之外的宗教仪式。第12（4）则列明，18岁以下人士的宗教，由父母亲，或监护人决定。

黄伟雄以及提问的传教士，似乎也没有承认“强制”任何未成年人士改信伊斯兰。直观与狭义而言，他们似乎没有直接违背第12（3）条款。

此外，黄在视频当中，提出不为改教的未成年人注册入教。注册入教是体制化管束穆斯林的重要步骤。

倘若出现宗教局不当注册未成年人改信伊斯兰，宪法12（4）条款，就可以发挥作用。

我国司法史上出现数宗，未经配偶同意，父亲单方面为未成年孩子改信伊斯兰，而引发的司法抗争。这些案件，如英迪拉甘地和罗秀凤案，就是凭借宪法第12（4）条款，最终胜诉。

黄采取暗中秘密的方式，助未成年人改教。这在本质和精神上，违背宪法第12（4）条款。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宪法第12（4）条款，在此情景下欠缺具体执行机制，难以对黄采取行动。

甚至，那些未经父母同意，已经被不当传教活动影响，而私下改教的未成年人，宪法12（4）条款要再改变其思想，或阻止他履行伊斯兰教义，恐怕鞭长莫及，也为时已晚。

当然，对付黄伟雄，《联邦宪法》并非唯一可用之法。《煽动法令》中，构成煽动罪的“促成各族群间的敌意”，黄的行为是否符合？《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的“利用网络激怒他人”，黄的做法又是否符合？

这些都是钳制自由的恶法。非政府组织拒绝要求政府以这些法律对付黄，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坚持，完全合理。

民间组织要求政府对付黄，最大障碍就是当今政府的政治意愿。同时，上述的法律问题，也是当局不作为的重要因素。

理论上，欲弥补宪法12（4）条款，保障失灵的方法，就是在此宪法条款下订立法令，将违背此条款的行为具体罪行化。

宪法宣示理念式的权益，法令具体惩戒侵害这权益的行为，这才能真正实现权益之保障，避免其沦为虚无。

各州已有立法，若任何人向穆斯林宣导其他宗教，定罪后可被罚高达1万令吉，监禁4年，或两者兼施（刑罚各州属有别）。

这种单向保护伊斯兰的法律，涵盖原本就应有宗教选择自由的成人。非穆斯利社群，如果仅仅要求立法保护未成年人，免遭不当的传教（任何宗教），应该不会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