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Zoey’s Homemade开创，是为了女儿；延展，则是为了所有客户的孩子”
好不容易结束远距离恋情、如愿以偿结婚当妈的林静敏（Jamie），婚后才惊觉枕边人的坏脾气，饱受语言暴力的她毅然离婚。为了稳住经济保住抚养权，她用女儿的名字创立了Zoey’s Homemade，搭上脸书的风口，售卖自己做的天然鸡精粉。幸运的，第一批订单就破百。随后，她四处摆摊、开设cafe、参加创业大赛，再到组织“妈妈军团”、设立生产线、创立全马首个线上儿童冷冻食品……挺过一关又一关，Zoey’s Homemade终于在去年转亏为盈，而女儿今年也满10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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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生后，我的经济压力变得更大，为了专心全职工作，我让孩子在奶妈家住日夜，周末才接回家，每个月单是孩子花费就近3千。也因为单方面离婚，我需要高达1万7000令吉来稳住女儿的抚养权。当时只好一边打工，一边在家里厨房制作天然鸡精粉来补贴收入。后来可能是在网上售卖鸡精粉太张扬了，人事部下了最后通牒，我才算是下了创业的决心。”
访谈的这一天，林静敏向记者展示新打造的小厂，并递出了最新研发面市的健康鸡餐肉。走过六神无主、苦闷压抑、委屈绝望的单亲苦旅，眼前的林静敏散发着勤奋努力却也无比坚毅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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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茨厂街约3分钟步行路程，有一条街道命名为叶亚来街。
这条街道不长，仅有短短120公尺，如同街道名称的主人翁叶亚来一样，人生只有短短48年，却足够波澜壮阔，对吉隆坡的发展和影响重大又深远。
然而，他的痕迹却一点一点从教科书上慢慢消失，最终只用寥寥数字草草带过。
叶亚来，到底是何许人？他做过什么？一一“揭秘”的史料中又有什么新发现？
我们先从文史工作者陈亚才主编的《与叶亚来相遇吉隆坡》一窥叶亚来的生平。
1837年（即道光十七年）农历二月初八，远在中国的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周田乡，一名男婴呱呱坠地。他是家中的长子，取名为叶德来，字桂轩，号茂兰，后来便是我们熟悉的叶亚来。
他曾读过2年私塾，但因家贫不得不休学，替人放牧、打工帮补家用。到了1854年（咸丰四年），洪秀全创建太平天国起义数年，中国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百姓的生活愈加困苦，于是叶亚来决定与其他乡亲一样，告别家中高堂漂洋过海，此时他才17岁。
下南洋既是谋求生路，亦是开展人生全新的征程。一个身无分文，双亲家族无力托举又背井离乡的穷小子，是如何从一穷二白逆袭，摇身一变成了吉隆坡的首富和重建之父？
叶亚来乘船抵达马六甲，受到族亲叶国驷的接待，先后在榴梿洞葛（Durian Tunggal）矿场和吉双（Kesang）杂货店打工。1856年步行到芦骨，在同乡张昌管理的锡矿场担任厨夫，3年后用积蓄创业──贩猪和锡米买卖，赚得第一桶金。尔后为了拓展生意，他迁至双溪乌绒（今为芙蓉），结识了甲必丹盛明利随身护卫刘壬光，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在刘壬光的推荐下，他成为盛明利集团（即海山公司）的一员，担任其助手，自此卷入当地政治、经济和族群斗争漩涡中。
1860年8月，当地两位马来土酋为了争夺华人矿区锡米税收权发生武力冲突，而海山公司和义兴公司两个华人矿工集团则为了捍卫各自的利益而对立，盛明利方因粮械不足被击败，盛明利本人更是殁于阵中，叶亚来负伤逃到一烧炭者家躲藏起来。
接任甲必丹，平定内战，重建吉隆坡
战事经历6个月后终于平定下来，原本当地的商界领袖叶亚石被选为甲必丹，但他志在行商，不久就推荐25岁的叶亚来接任甲必丹。
1862年，彼时已是吉隆坡甲必丹的刘壬光向叶亚来伸出橄榄枝，他便北上就任其助理，2年后除了协助管理刘壬光的业务，他也经营2家矿场。1865年，他又开设了“德生号”药材店，迎娶马六甲侨生女郭庚娇为继室。1868年刘壬光病逝，叶亚来接任甲必丹一职，这一年无论是他或吉隆坡都迎来了最重要的转折时刻。
他积极地经营吉隆坡，却再次卷入战争中──雪兰莪两个王室集团因锡矿税收权引发第一次雪兰莪战争。
“宿敌”义兴公司首领兼前上司张昌暗杀叶亚来的好友叶四，又投入拉惹马地（Raja Mahdi）阵营；叶亚来为了保障锡矿场利益对抗义兴公司，于是在雪兰莪战争的第二阶段和摄政东姑古丁集团结盟。
1872年8月，吉隆坡落入敌手，叶亚来率残兵仓惶逃到巴生，尔后得到东姑古丁以及彭亨军队的支援，1873年3月重夺吉隆坡，并且赢得最终胜利。
内战宣告结束，雪兰莪苏丹再次任命叶亚来为吉隆坡甲必丹，此时的他约36岁，已经走过人生的大半程，距离终点还有12年。
这12年里，他将战后满目疮痍的吉隆坡重建，从中国招募工人建设；鼓励马来人迁到吉隆坡近郊种植，开辟道路、建立医院等等。
当时他为重建之事四处借贷，负债累累几近破产，所幸1879年锡价高涨2倍，他不但还清债务，再度成为雪兰莪首富，也奠定了吉隆坡繁荣发展的基础。
发迹之后，他打算在惠阳老家建造一座客家围楼，因此出资参与兴建碧滟楼，只是一直心心念念要返回故里的他，一直到1885年病逝之前，却再也没有回去过。
盖棺论定叶亚来功绩
叶亚来短短48年的人生，足够跌宕起伏影响深远，至今仍有不少关于他的赞美、争议和疑问，我们一一说道说道。
Q：叶亚来是不是开埠功臣？
犹记得在80后的历史课本里，“开埠功臣”是叶亚来的前缀，可是这一称谓一直存有争议。
“我们经常说叶亚来是开埠功臣，但他并不是第一个或最早到吉隆坡的一批人。”陈亚才捋一捋时间线，“而且他是第三任甲必丹，从他来到吉隆坡的年份来看，他不能算是开拓者（Pioneer）。”
究竟吉隆坡开拓者是谁？有一说是拉惹阿都拉（Raja Abdullah），又有一说是素丹布亚沙（Sutan Puasa），众说纷纭。
但是将叶亚来称为“吉隆坡重建之父”却更为准确，也是毫无争议的说法。
Q：为何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甲必丹”？
陈亚才指出，其实百年前的华人发迹史非常雷同，早期南来很困苦，并无学识和财力，全靠努力打拼，存钱做小生意，最后生意越做越红火，创业成功致富，陆佑、陈秀连如此，叶亚来亦如此。
只是叶亚来成为甲必丹，并且成为影响力相对较大的甲必丹，可以说是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
如今记载的吉隆坡甲必丹共5任，分别是丘秀、刘壬光、叶亚来、叶致英（即叶石、叶志英）以及叶观盛。
丘秀和刘壬光到吉隆坡开采锡矿、做杂货生意，当时吉隆坡人口并不多，因此即便是担任华裔领袖，在华裔人数不多的情况下，权力自然不大。进入英殖民地时代，叶亚来的甲必丹含金量则大大地提升，其特点和优势在哪儿呢？
当时英国人决定留下展开长期殖民，但是行政体系、制度尚未完善，对当地的人民、种族的文化并不了解，于是采取最快速简单的方法：在每个族群选一位领袖，各自管理。
“马来人本来就有苏丹制度，那华人和印度人就各自找一个领袖，叶亚来就是华人领袖。”
叶亚来能力、魄力与财力兼具，甚至在叶亚来时代的初期，他是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不仅在商界、民间团体吃得开，就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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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亦颇有地位。
再来，由于当时还未建立法庭、警察等行政制度，他得一并承担起警长和法官的角色，维护治安和协调纠纷，同时他也形如市长。
在混沌的过渡时期，他所能够掌握的权力到达高峰。
到了叶致英、叶观盛的时代，尽管他们冠着甲必丹的头衔，但对比起叶亚来，他们能够行使的行政权力逐步递减。
“打个比方，若叶亚来可行使10项权力，叶致英可能剩下4项；叶观盛可能就只剩下2项。所以头衔一样，但权力不同。”
这是由于警察制度、法庭等行政体系陆续建立，执法、司法各有所属机构。
“充其量华人社会两个人打架，你可以去协调，但更大的事情，你就无法处理了。”
当参政司制度落实，虽然名分上参政司是苏丹的顾问官，却是实权领袖，甲必丹的权力只局限在华人社会的事务。到了1902年，英殖民政府认为一切已上轨道，在叶观盛逝世后，便顺水推舟地取消甲必丹制度，建立华民护卫师（Chinese Protectorate），由英国人直接管理华人。
Q.叶亚来与各族的关系如何？
陈亚才强调，过去有些文章形容甲必丹叶亚来是“吉隆坡王”，实际上就如同美国柯雪润（Sharon A. Carstens）所言，是较感性、民族性的形容，这会让别人误以为他是整个吉隆坡的管理者。
“但他不是，因为甲必丹制度的设立基本上是个别社群的领袖，比如华人甲必丹是管华人的，你并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去管马来人或者是管印度人，所以用‘吉隆坡王’这个字眼可能会引起误会。”
“只是他的影响力比较大。”英国人也非常需要能力很强的领袖能够处理个别社群的问题，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叶亚来确实满足了英国人的需求，即成为华人社会跟英国殖民地之间的桥梁。
再来，在3次灾难中，叶亚来的确发挥了领导能力和实质作用。在非常时期总要有人站出来，给殖民政府提供协助，解决社会问题，叶亚来成功扮演了这个角色，因此他与英国人的关系良好。
“这些均有白纸黑字写下，提到吉隆坡有今天的成就，华人的贡献功不可没，叶亚来的贡献尤其珍贵。”
“还特别强调，如果以后新的殖民地官员到来，第一个就是要来拜会叶亚来，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吉隆坡。”
另外，他与雪兰莪苏丹及当地马来人与印度人关系亦非常良好。“很多史书也提到他鼓励马来人种稻、做其他的这种建设，所以关系还是不错。至于跟印度人，第一没有磨擦；第二，他与同时期的印度社会领袖丹布沙米比莱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以现在角度来看，当时的种族意识还不是那么强烈。”
他阅读许多资料，无论国内外的学者研究，基本上在族群关系这一点都是正面的，不管是对马来人、英国人、殖民统治者，抑或是对印度人等等，均没有出现因为他的存在或者言论、做法引起族群关系的不和谐。
对此，华研研究员阮涌俰博士亦指出，在雪兰莪内战后，叶亚来没有放弃吉隆坡，因此得到雪兰莪苏丹的信任和支持，当叶亚来遭遇困难时，苏丹也会伸出援手，比如借钱给他、为他争取甲必丹的津贴从每月200元涨至400元等等，两人的关系可谓非常和谐。
英国人曾一度要撤销他华人甲必丹的津贴和职位，但新加坡总督为他说情，强调他的影响力，以及在雪兰莪内战困难时期，他对吉隆坡的不离不弃，劝华人不要离开，确保稳定的生产力，希望保留他的甲必丹一职。
1877年，他打破以往没有华人进入议会的惯例成为议员，真正成为政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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