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的反跳槽法之核心設計聚焦於防止議員更變黨籍,以此確保執政黨不會因為議員跳槽而突然失去多數議席,而造成2020年希盟政府的瞬間倒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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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治歷史上最動盪的三年:從2020年到2022年,短短三年換了四任首相,馬哈迪、慕尤丁、依斯邁沙比利和安華,觸發了一場全國大選和三場州選。這一番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政治猴子戲,起因都是因為議員跳槽。正因為如此,2022年國會朝野才達成共識,共同修憲落實反跳槽法,以便為過去三年的鬧劇畫上一個句號,也把未來的政局穩定下來。
但任何法律都會有漏洞,而反跳槽法的漏洞就給了政客操控的空間。現有的反跳槽法之核心設計聚焦於防止議員更變黨籍,以此確保執政黨不會因為議員跳槽而突然失去多數議席,而造成2020年希盟政府的瞬間倒臺。因此,融入反跳槽法的2022年憲法修正案規定,任何議員如果更換黨籍,無論是從一個政黨換到另一個政黨,或者獨立人士加入某個政黨,或者脫離原有黨籍變成獨立人士,就會觸犯反跳槽法。
但是,由於我國政黨奉行集權領導,議事決定都是最高領袖說了算,包括政黨最核心的大選候選人事宜。任何違背最高領導人政治意志的議員,最終很可能落得被開除的下場。因此,為了保護當選的議員,讓他們保有最低的個人意志,反跳槽法特地在憲法修正案中闡明,如果議員是被革除黨籍,那不算觸犯反跳槽法。因此,我們看到了一批支持安華的土團黨議員一邊厚著臉皮維持原本的黨籍,一邊有恃無恐的做出違反黨紀的行為,希望藉此被革除黨籍。這麼一來就不會失去本身的議席。
但下有對策,上有政策,這個博弈遠沒有結束。為了反擊這個漏洞,各個政黨就直接修改黨章,把所有違反黨中央議決的行為納入“終止”黨籍的範圍,而不是原本的“革除”黨籍,因為根據憲法修正案,“終止”(cease)黨籍會觸犯反跳槽法,而“革除”(expulsion)不會。現在,支持安華的土團黨國會議員,終於被逼入死角了。現在,就靜等議長的回覆,是否宣佈相關議席懸空。
當然,把“革除”換成“終止”,變相讓政黨由重新擁有了對議員的絕對控制:什麼是違反黨的議決往往還是由最高領導人說了算。而且社團註冊法令規定,政黨所做出的任何議決,並不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戰,這也就杜絕了議員通過司法途徑翻盤。這其實是民主倒退的跡象。如果要進一步改良現有的法律細節,我們可以參考印度的反跳槽法,它規定任何議員如果在議案投票的時候不跟從黨的指示,那麼就是觸犯反跳槽法。這個方式的好處是,他把議員違背黨指令的行動侷限在議會投票裡而已,其他時候議員還是保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政黨則可以在反跳槽法下獲得議會投票的保護,防止議員在政府(不)信任投票、財政預算案等可能讓政府倒臺的法案中叛變。這也算是一個較為平衡的局面。
回到國內的情況,既然土團黨已經要求議長懸空叛將的議席,那議長在這件事上是否有個人裁量權呢?答案是沒有。因為憲法作為馬來西亞的最高法律已經闡明瞭,一旦黨籍被終止,那麼相關議員的議席就會被議長懸空。議長的作用在這裡只是禮節(formality)性的,議長負責主導整個懸空的程序(procedure),而不是進行個人裁決(justify)。如果議長拒不受理,那麼就是違反了憲法。土團黨應該就此尋求聯邦法院釋憲,藉此來懸空議席。如果真的發展到這一步,聯邦法院的裁決將會讓反跳槽法將獲得更細緻的詮釋,並堵上原有的漏洞,長遠來說,或許對我國民主發展幫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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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歐洲面臨美國“霸凌”的時候,最自然的選擇當然是和中國合作,以填補失去的經濟利益。
特朗普上任後,已經全面推翻前總統拜登的外交政策。在這一片風聲鶴唳中,唯一維持不變的就是美國對中國的競爭態勢。特朗普誓言要在全方位的競爭中碾壓中國,但實際上又能否做得到呢?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競爭其實各有優勢。中國的優勢就是其舉國體制。這種由中央充分調控和分配資源的制度讓中國衍生出和美國競爭的最重要籌碼──強大的製造業體系,可以這麼說,除了科技含量和材料科學最頂尖的產品,如光刻機、先進航空發動機、人工智能芯片、微米級醫學機器和高端標靶藥品,中國基本可以製造出任何東西。
更關鍵的是,中國製造業擁有全面的供應鏈、高效的人力資源、全面的政府配合,這就讓它生產效率達到恐怖的極致。這是全球範圍內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達到的優勢。
至於美國,其最大優勢在於科技創新以及金融融資能力。美國立國之本的“自由”精神在科技領域被髮揮得淋漓盡致:自由的學術研究環境、對失敗極度包容的社會氛圍,以及天性不受拘束的思考,讓科技生態系統,如硅谷獲得最佳的成長土壤,從而讓美國人引領了二戰過後人類發展史上所有舉足輕重的科技發明:從半導體、智能手機到人工智能。
至於美國強大和制度全面的金融融資系統,則提供了充分的資金給於科技研究和創新。兩者之間是共生和互補關係──如果今天沒有華爾街的融資能力,美國科技業無法獲得發展的資金;而科技業的繁榮,則全面拉高華爾街的金融收益,然後再反哺科技投資。
就這幾個因素一比較,中美之間其實各有長處。但是如果我們把視角延伸到全球體系當中,那麼美國就遠遠拋離中國了。美國除了以上提及的科技和金融優勢,它還主導、資助和控制了一個全球戰略體系──一個由歐洲、北美、東亞和大洋洲組成的分工體系。
具體分工的方式,就是美國負責深度研發和提供資金;歐洲和東亞(日本、韓國、臺灣)則負責技術應用和材料科學開發,同時也進行高端組裝;而北美的加拿大和澳洲則是重要的原材料供應方,尤其是稀土、精碳和鐵礦石。這個體系原本還有中東作為能源提供方。但是過去十年美國已經成為國際原油最大的出口國,因此中東國家在這個體系內的經濟話語權正急速降低。
舉一個高端科技產品例子我們就可以一窺到底這個體系到底有多強大和高效──荷蘭阿斯麥(ASML)研發,獨此一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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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紫外光光刻機(EUV),是生產最先進的芯片,包括人工智能、智能手機處理器唯一的途徑。極紫外光光刻機的基礎技術來源並授權自美國能源部和美國國家核安全局的國家實驗室;EUV機器關鍵光源和電子部件來自德國蔡司(Carl Zeiss AG);至於該機器的最大用戶,則是東亞的韓國、日本和臺灣。還有,阿斯麥公司本身美國資本佔據了47%股權,是妥妥的美國、歐洲和東亞盟友合作下的極致產物。
這個全球體系,除了讓美國可以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它也是對付美國最大競爭者──中國最厲害的武器。譬如,美國對中國的科技禁運有效性,就有賴於荷蘭禁止EUV出口到中國。這麼一來中國的自產芯片就被嚴重卡脖子,而被逼落後於美國五到十年。
此外,在美國提倡之下,英國政府已經全面禁止華為參與英國的5G網建設,歐盟諸國如荷蘭、德國和意大利也紛紛轉用瑞典愛立信和芬蘭的諾基亞以替代中國的華為和中興,讓中資企業在全球戰略通訊領域的擴張大大受挫。
如今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卻對這個體系內的盟友無差別的攻擊,通過蠻不講理的徵收關稅,並在俄烏戰爭的和平方案中顛倒是非,典當了歐洲的利益,以致於這個重要的全球戰略體系已近乎支離破碎。
當歐洲面臨美國“霸凌”的時候,最自然的選擇當然是和中國合作,以填補失去的經濟利益。當美國已經不願意擔當領導大西洋兩岸的責任時,歐洲國家,如荷蘭、英國等,也沒有義務為美國的利益繼續和中國為敵。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的科技和地緣政治圍堵就出現了缺口。
這個缺口,對美國而言是致命性的,因為它失去了對付中國的槓桿,接下來遏制中國就會漏洞百出、事倍功半。至於中國,恰逢其時地獲得了喘息,甚至超越美國的機會。這種此消彼長的勢頭一旦擴大,那麼美國再也無法阻止中國前進的動力,中國將有很大的機會彎道超車特朗普治下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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