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商心理师周慕姿／原来我们都把别人想得太强大

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变得越来越焦虑。最终的解套之法，其实还得回归本心，先自我审视如何看待在相关事件里的“我”。

“如果我觉得我有做错也OK，我下次知道怎么做就好；如果觉得其实我没做错，那我的理由跟我的看法是什么？这些东西想清楚之后，他人的讯息和评价就不容易影响到你。”

“当我知道别人的反应为什么会这么大，我也会避开这种可能。”但是，被网暴者在状态极差时，她认为最好的做法是把自己放在“真空”的环境，于陷入风暴中的他们而言，“真空”极为重要。

她坦言，其实咨商心理师是一份非常容易被别人情绪影响的工作，她们并没有想像中这么无敌，相反更敏感，能医不自医。

当时朋友眼见她深陷舆论泥沼，痛苦不堪，就邀约她到日本散心，短暂地离开是非之地。“我朋友就说遇到这件事情有什么？我们去日本玩一个月，回来之后就没事了，你都不要做任何回应。因为后面就会有新的新闻盖过，大家就忘了。没人在乎你是谁，大家只是想要表达一下自己。”

“大家在乎的是自己在社群世界里展现的样子，被攻击的人只是大家用来展现自己多聪明、多厉害（的工具）。”

一语惊醒梦中人，彼时处在情绪低谷的周慕姿瞬间拨开头上的乌云，豁然开朗。“虽然他不是心理师，但我觉得这方法超好。”

实际上，这亦是她不喜欢评论时事的原因。“如果要讲时事，也是分享这件事让我联想到的心理现象，而非事件本身。因为评论所有的新闻时事都有个困难，就是你看到的面向是媒体要让我们看到的，是记者的角度。”

“他收集的资讯是什么？他第一个接触的是什么？会决定我们对这个新闻的看法，既然如此，我们随意评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学会勇敢捍卫自己

当时的周慕姿每周会进行一次心理咨商，对她来说，帮助最大的莫过于让自己长出力量，学会勇敢地捍卫自己。

“以前我被打，会很害怕回应，我会很怕别人骂我。后来我觉得必须要去解释我自己，当开始做这件事时，我的力量比我想像中的还大。”

她意识到，许多“网暴者”对她只有片面的理解，并不了解她，这些人往往比较情绪化，于是当她回应这类人时，他们反而会自我省视，进而修正自己的态度。

“有些纯粹要攻击你的，也没关系，因为他再攻击下去，就会有人帮你骂他，”她笑道，“这些人好像很凶喔，但是当别人骂他时，他就缩回去、不见了，（要不就是）自己删账号、删留言。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因此，她发现原来我们都把别人想得太强大。“他们的心理脆弱程度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只是今天他先骂了我们，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那时候在面对网暴时，她会反击攻击者的言论。但如今她会视情况而选择回复，主要原因不是为了捍卫自己，反之是为了保护攻击者。

“有些攻击性太高，我反而会直接把他隐藏或是忽略。以前会觉得要回复，是因为觉得对方误会、标签我，所以我要回复。”

可她意识到，一旦她回复攻击者，那些肯定且认同她的人们亦会群起攻之，形成另一种霸凌，这不是她的目的。

她回复的初衷实际上仅仅想告诉对方自己会因此受伤，并不想自己的情绪变成别人的情绪，成为她的一杆枪替她去干仗。

“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一直都在教大家怎么去建立自己的界线，所以我就开始避免做这样的事情。”

拒绝活成别人标签的样子

“割裂”，是我对周慕姿的初印象。

由于工作关系，接触过许多心理咨询师，多半语调和缓，总是有一股娓娓道来的温柔，但是周慕姿说话语速极快，稍有分神就会被落在后头。乌黑的长发，精致的妆容，搭配深棕色的美瞳，总让我产生她下一秒就要拿起麦克风吟唱的错觉，“金属歌姬”的暗黑风扑面而来。

可是，偏偏我们正在聊的却是如何寻找内心平静相关的话题，这种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接收的信号不一致造成剧烈的冲突感，与她本人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点开她的简历：政大新闻系学士、政大广电所硕士、台北教育大学心理与咨商所，以及民谣金属乐团“Crescent Lament 恒月三途”的主唱。

新闻、心理咨商、金属乐团主唱，这3种看起来毫无瓜葛的专业或职业，最终在她身上合而为一，或深或浅地打下了烙印。
“你有没有发现，（在）华人文化不太习惯一个人有好几个身分？”她笑说，“大家比较习惯你有一个主要的职业。”

然而，这种多重身分集于一体的情况在波兰、冰岛等地却是常态，比如2018年的世界杯，冰岛的主教练是牙医、门将是电影导演等等。

因此她认为，一个完整的“我”是由很多身分构成的。

“工作可能只是糊口的一部分，可是我们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也许不完全是因为钱。”

许多华人父母多半是比较期待小孩能把书念好，有一份能做好一辈子的挣钱工作，周慕姿的母亲也不例外，但只要不影响学习，对于她的兴趣爱好和课余活动给予百分百的自由。

于是，周慕姿在高中时期就参加过摄影社、吉他社、舞蹈社、合唱团、口琴社、手语社，还担任过校刊社校对，林林总总不下10个社团，连她本人都记不清。

“我妈说我参加十几个社团，我都不记得了。”

她从小学钢琴，对音乐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爱，上大学后开始参加乐团。有别于一般乐团的刻板印象，他们却是几乎与抽烟、刺青、喝酒绝缘──只要开车就滴酒不沾、乐队里没有一个人刺青，做最狂野的造型，唱着最不羁的歌，却有着最乖巧的灵魂，堪称非典型乐团。

“所以我在台湾的心理师界，其实也是非典型。”

“大家对心理师会有一种像辅导老师，规规矩矩的样子，（但）我从小就不是很喜欢权威去给我一个标签，或是约束我一定要长什么样。”

只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最美，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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