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猷荃 | 三權不止分立，還有制衡

7月1日，美國最高法院六位法官裁定：卸任總統在行使 “官方任務” 時，擁有刑事免控權(immunity)，在執行獨有的憲法權力時，這個免控權是絕對的。總統在任時的 “私人行為” ，不享有免控。

今年是美國總統選舉年。雖然選舉要在11月才進行投票，但這次提前進行的首場總統電視直播辯論會，卻讓原本看來相對冷淡的選情加溫。

總統候選人辯論縱使精彩，但在歷史上並沒有過多左右選舉結果。即使辯論表現不佳，或被視為敗陣的候選人，很多最終都順利當選。然而，尋求連任的拜登總統，這次的辯論表現卻是歷史上罕見。仔細聆聽拜登在辯論中的發言，確實比較有針對主持人問題開展。

相對於特朗普空泛的攻擊，以及違背事實的陳述，拜登的言論，內容紮實，較有誠意。然而，拜登數次口語表述語焉不詳，且表情空泛，盡顯老態，甚至給人有輕度失智的印象。

這令人們擔心。拜登年事已高，是否還有足夠的能力繼續連任四年的總統大任。民主黨精英支持者，對總統的辯論表現明顯極為焦慮。因此，呼籲拜登退選的聲浪，洶湧澎湃。

民主黨精英，更多是擔心迎來特朗普的二次執政，再次衝擊自由主義的議程。所以，他們覺得必須推出更佳候選人，提高擊敗特朗普的勝算。然而，這種公開呼籲，可能還是比較莽撞。在缺乏明顯替代人選的情況之下，公開呼籲拜登退選，形同強化“拜登無能”的印象。

若撤換候選人失敗，共和黨在接下來的競選，就可以重複與放大民主黨人對拜登不滿的言論。對一些搖擺選民來說，民主黨自身對候選人的不滿，顯然比共和黨的攻擊更具說服力。

如果勸退拜登成功，在民主黨內無明顯替代人選的情況下，黨內爭取出位的競爭，極可能過於激烈；局面將會是未戰先自亂。折騰一番之後，民主黨新候選人，或許已無充裕時間爭取全國共識。這要如何撼動已經穩在勝選軌道上的特朗普？

民主黨精英支持者的過激反應，可能是過於焦慮特朗普當選。審時度勢，呼籲退選的聲音縱使覆水難收，但目前若能夠適可而止，還是可以局部止損。

在民主黨選情受挫的情況下，美國最高法院傳來又一個重磅消息，表面上再次衝擊民主黨。

在上屆總統大選成績宣佈後，拜登正式宣誓上任前，特朗普被指運用其尚未正式交接的便利，嘗試下令司法部，向某些拜登勝選州屬提出“選舉舞弊”的官方判斷，意圖藉此拖延宣佈州選舉人團。

特朗普也被指，嘗試說服時任副總統彭斯，在主持總統選舉人團投票的儀式上，擅自以支持特朗普的選舉人取代拜登，突擊逆襲，製造特朗普連任的既成事實。

特朗普還被指，通過其影響力，以抗議“選舉不公”為由，鼓動支持者在2021年1月6日，衝擊國會山莊，導致5人死亡。

美國聯邦政府就以上事件，對特朗普進行檢控。同時，特朗普也在各州面對其他各類的檢控。

特朗普上訴美國最高法院，尋求裁定：卸任總統有刑事免控權；以此一舉撤銷所有檢控，以及裁決。

7月1日，美國最高法院六位法官裁定：卸任總統在行使 “官方任務” 時，擁有刑事免控權(immunity)，在執行獨有的憲法權力時，這個免控權是絕對的。總統在任時的 “私人行為” ，不享有免控。

表面看來，這裁決似乎沒有讓總統凌駕法律之上；因為在位時的“私人行為”，還是不能逾越法律。但是，此案有三點值得思考：

第一，當權者在位時，不應有違法的“私人行為”。這點沒有爭議。但是，當權者行使“官方任務”時，違反法律，影響豈不更大？運用公權力時犯法，很多情況下，就是等於濫權。在最關鍵痛點，給予免控，美國最高法院等於鼓勵總統，運用公權力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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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判詞當中，明確宣告：法院在判斷卸任總統行為是否屬於“官方任務”時，不得考慮總統行動的動機。人們可以如此詮釋：總統行使“官方任務”時，倘若動機是為了一己自私，也不得成為法院判案的考慮。羅伯茨不知是否知道，這判決恰好就是保護有意以權謀私的總統？

第三，羅伯茨的判詞還宣告，即使總統因為“私人行為”被提控，他涉及的任何其他“官方任務”，不得成為檢控的證據。總統“私人行為”，當然可能涉及表面上是“官方任務”的周邊行動。甚至，總統可能利用官方職權，掩蓋一些違法的“私人行為”。這些都不能成為證據。羅伯茨顯然又讓犯法的總統，更容易逍遙法外。

實際上，以上第三點，已經致使在今年5月，曼哈頓法庭宣判特朗普偽造文書被判罪成的案件，可能在上訴後被推翻。雖然，為了付錢豔星掩蓋醜聞而偽造文件，顯然是“私人行為”，但控方舉證過程，難免會涉及特朗普官方行為的證據。法庭可能被迫宣佈，控方的一些證據，技術上不能採納。

美國最高法院提出，讓卸任總統享有刑事免控的主要依據，乃美國的制度設計，是三權分立。羅伯茨說明：總統只有在不必擔心卸任後可能面臨刑事檢控的情況下，才能“更無顧慮”的履行職責。

多數國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中，掌握最大權力的，通常還是行政。行政掌握落實政策的直接權力，以及握有合法暴力的行使權。這個道理，在美國也非常適用。

所以，一般無需擔心總統因為害怕“秋後算賬”，而對國家大政猶豫不決。反之，特朗普嘗試干擾上屆總統大選成績的例子，恰好顯示，總統權力如沒有更多方面的制約，它只會是破壞體制、民主與自由的脫韁野馬。

三權分立，所以就要放手讓總統不受法律制裁？這顯然是罔顧分立的目的，乃是在於達致權力的制衡。

最高法院如此判決，很難不令人懷疑，這背後有對特朗普本屆大選選情的考量。遺憾的是，這對美國民主的傷害，卻將超越本屆大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