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所見微塵】李憶莙/惆悵

近來常在車來車往的繁忙馬路上看到三兩個兜賣番石榴的小販。他們手裡拎著的番石榴是一小袋一小袋地分裝在透明塑料袋裡，並且已經削好皮切成大小適中的片狀。見到前面交通燈轉黃，車流慢下來時，趕緊湊前去兜賣。這些兜賣番石榴的小販，幾乎都是統一著裝：長袖T恤，長褲，戴鴨舌帽，而且還是最遮陽的那種。這當然不是制服，而是大熱天，烈陽高照下，持續在馬路上跑來奔去，確實是酷熱難耐。

坐在車裡的我每次都很留意他們，是想看看在車龍如流水的馬路上，有多少人買他們的番石榴，而那又是些什麼人？卻總不見有較下車窗幫襯的人——沒生意呢，我心裡不禁為他們著急。我之所以上心，是意識到他們都是異鄉人，都是為口奔馳的一群人。而這營生看來又是如此慘淡，還能繼續下嗎？可情況竟然是他們的身影不僅沒消失，還似乎有日益壯大的趨勢——我沒看見，不等於沒有幫襯的人。

而現實是：生活是艱難的，人生只有快樂和痛苦兩種。絕望不至於，快樂也不是常常有。但比較起來，快樂多些或少些，總算是有的。當然，我的這些所謂換位思考，即使不是悲觀也是妥協的，從中感覺到有種淡淡的憂傷。彷彿生活的艱難在於一切都在衰退沒落中。

可轉瞬間卻覺出，不是這樣的，如今的社會，情況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回想過去，再對比今天，你會發現在在馬路上奔來跑去都不是那回事了。至少他們都是成年人。時光倒流二三十年，在網際網絡還不普及的八九十年代。每到跑馬和萬字博彩開彩日，在晚報還沒來得及送到報攤之前，交通燈前，穿梭在馬路上的是一些小孩，年齡最大也不過是十一二歲左右。手裡拿著一疊影印的“開彩成績”，競相搶撲到車流中去，口裡一迭聲稱：馬票、萬字！經過的車流，十之八九會有一隻手從車窗裡伸出來——生意可好著呢。沒人會在意阻不阻礙交通，更沒人在意孩子們的安全問題。那時我就一直在想，買馬票和買萬字的人有這麼多嗎？可想深一層，其實也很簡單。人生是個很艱苦的過程，而現實與夢想是分不開的。下注等於買個希望，不妨呀，萬一中了呢，這都是有可能的。

再夜一點，夜報送到了，這些孩子們於是轉賣夜報，卻把夜報管叫“馬票報”，一樣生意興隆。

我很懷念有夜報的那些年月。晚飯後出去散步，順便買份夜報，到家先看標題，然後選擇性大小新聞約略看一下，就像處理日常事務那樣必然和自然。更懷念的是書報攤，那是個回不去的年代。愈往後看，愈多解不開的情意結。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處都是書報攤。那些攤位有些是依附在諸如海味鋪、金鋪、布店、咖啡店的邊上。“依附”一詞，是我姑且稱之。因為那些書報攤是在店鋪的旁邊增建搭出來的一個有篷的長棚。書報攤，顧名思義，除了賣報紙，也賣書。最多的是雜誌，那年代的雜誌港臺的佔大多數（本地出版的也有五六種吧），文化、藝術、政治、文藝、娛樂、婦女、家庭，各種各樣多不勝數。香港的娛樂雜誌，光是電影類的就有好幾種。而文化、學術、思想類的，我偏愛《明報月刊》。金庸、胡菊人、戴天，董橋，是那時的文化名人。還有美麗島事件，看得我一愣一愣，一知半解。《姊妹》最火，是婦女洗頭電發時必看的雜誌，每期都有亦舒的小說。臺灣的《皇冠》也不遑多讓，有瓊瑤的小說。那時彷彿是言情小說的天下。而另一邊廂也有比較小眾的《現代文學》月刊、《當代文藝》月刊，像白先勇、陳映真、林海音、徐速、劉以鬯等作家的作品，也是在那個時期接觸到的。當然還有我們本土的《學生週報》和《蕉風》月刊。那是我們這一代寫作人的奶水和搖藍，沒有它們就沒有我們。

我的惆悵是，在那個年代，文學雜誌是可以擺在書報攤上讓路過的人隨手買的。而如今的社會，樣樣科技化，是所謂走在時代的尖端，但這尖端是怎樣的一種走法？書報攤沒了，即使有也變質了；文學雜誌沒了，不是因為衰退沒落，而是真的沒有了生存的空間，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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