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谨.超越身份政治：让“历史”回到我们对种族矛盾问题的思考

在面对不同区域/国家的种族纷争与矛盾时，我们应该拒绝一种“以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的话语体系，让历史的遗产与债务回到我们的讨论和批判之中。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本人之前发表在《燕园春秋》的《想象的“非共同体”下“失根”的大马华人》的续篇，也是对前文中尚未处理的身份政治问题做个回应。在上一篇文章中，笔者提到各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口号正导致我们忽视身份政治的选择对构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所带来的阻碍。身份政治问题究竟如何成为压倒多元文化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后冷战”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身份政治议题？我们能否对身份政治、承认的政治问题始终保持批判性的态度？这些都是认识马来西亚人的国族认同问题不可绕过的议题。

冷战的终结与全球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让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学者自豪地宣告“历史的终结”的到来，宣告人类社会已经找到它最终的政治形式，所有对立的意识形态随之瓦解，自由主义成为唯一可行的政治实践。亨廷顿更是摒弃冷战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观点，提出“文明冲突论”，强调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理解“后冷战”的世界格局。然而，这种基于文化身份或身份政治的非历史观点，正在遮蔽导致今天世界各地的冲突的真正原因——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在韦斯特看来，现代种族主义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过程，从自然科学到面相学和颅相学等“科学”体系的发展，逐步确立了白人至上的优越感。随着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这套现代知识话语体系也在他们的殖民地管治中发挥了显著作用。除了需要划定自我 (殖民者) 与他者 (被殖民者) ，为了方便管理，他们还进一步将原本零散的/非统一的被殖民者群体划分成不同的群体。曾经采取“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的殖民者，为了在二战结束以后尽快甩掉殖民地的“包袱”，需要在短时间内让这些殖民地完成“现代化”(缝合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全球体系之中)，让曾经在种族分离政策下生活的不同族裔/群体迅速被整合为一个看似统一且能和谐共处的国族。

冷战时期，为了打击东南亚地区的共产思想，遏制共产思想的蔓延，作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领袖的美国参与到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针对马来亚和新加坡不同族裔的“需求”投资“反共”影片的制作，针对不同族裔的情况制订“反共”意识形态的宣传（详见学者许维贤的相关研究）。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虽然使实现民族团结的目标 (以对抗“马共”) 的话语合法化，但却对隐藏在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目标之下的种族歧视/种族偏见视而不见，使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话语之间的斗争始终无法弥合，最终在马来 (西) 亚独立后的十多年里多次爆发以种族之名的冲突事件。

在宏大叙事逐渐被消解的后现代社会，我们已失去把握历史纵深感的能力。历史的扁平化的结果是，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各种将矛盾归咎于种族/文化身份、身份政治问题的解释，而失去超越历史平面叩访历史深度的动力。这种以文化身份、身份政治的视角解读与认识“后革命”/“后冷战”时代的种种冲突的方法，却很容易形成对不同地区/国家/族群的历史与记忆的忽视与抹除。从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到牛油小生的《骚乱》，我们看不到文艺工作者直面历史遗产与债务的勇气。他们将那段被视作大马政治分水岭的“五一三”事件抽象化，以迷宫/游戏、错位/交错的时空的方式再现之。对殖民时代和冷战时期的历史遗产与债务的处理也因此被搁置在我们“无名”的痛苦中。困在身份政治的枷锁中的我们始终无法想象另一种理解我们过去与当下的困境的方法。

文化身份的差异性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并不能覆盖所有的问题。在面对不同区域/国家的种族纷争与矛盾时，我们应该拒绝一种“以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的话语体系，让历史的遗产与债务回到我们的讨论和批判之中。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看到除文化身份/身份政治问题之外的其他促使冲突和矛盾爆发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