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麗謹.超越身份政治：讓“歷史”回到我們對種族矛盾問題的思考

在面對不同區域/國家的種族紛爭與矛盾時，我們應該拒絕一種“以反思的名義拒絕反思”的話語體系，讓歷史的遺產與債務回到我們的討論和批判之中。

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本人之前發表在《燕園春秋》的《想象的“非共同體”下“失根”的大馬華人》的續篇，也是對前文中尚未處理的身份政治問題做個回應。在上一篇文章中，筆者提到各種多元文化主義的口號正導致我們忽視身份政治的選擇對構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所帶來的阻礙。身份政治問題究竟如何成為壓倒多元文化主義的最後一根稻草？在“後冷戰”時代，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身份政治議題？我們能否對身份政治、承認的政治問題始終保持批判性的態度？這些都是認識馬來西亞人的國族認同問題不可繞過的議題。

冷戰的終結與全球資本主義陣營的勝利，讓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學者自豪地宣告“歷史的終結”的到來，宣告人類社會已經找到它最終的政治形式，所有對立的意識形態隨之瓦解，自由主義成為唯一可行的政治實踐。亨廷頓更是摒棄冷戰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觀點，提出“文明衝突論”，強調從文化身份的角度來理解“後冷戰”的世界格局。然而，這種基於文化身份或身份政治的非歷史觀點，正在遮蔽導致今天世界各地的衝突的真正原因——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

在韋斯特看來，現代種族主義的建立與發展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過程，從自然科學到面相學和顱相學等“科學”體系的發展，逐步確立了白人至上的優越感。隨著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全球擴張，這套現代知識話語體系也在他們的殖民地管治中發揮了顯著作用。除了需要劃定自我 (殖民者) 與他者 (被殖民者) ，為了方便管理，他們還進一步將原本零散的/非統一的被殖民者群體劃分成不同的群體。曾經採取“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的殖民者，為了在二戰結束以後儘快甩掉殖民地的“包袱”，需要在短時間內讓這些殖民地完成“現代化”(縫合進“現代民族國家”的全球體系之中)，讓曾經在種族分離政策下生活的不同族裔/群體迅速被整合為一個看似統一且能和諧共處的國族。

冷戰時期，為了打擊東南亞地區的共產思想，遏制共產思想的蔓延，作為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領袖的美國參與到東南亞地區的文化生產和文化實踐，針對馬來亞和新加坡不同族裔的“需求”投資“反共”影片的製作，針對不同族裔的情況制訂“反共”意識形態的宣傳（詳見學者許維賢的相關研究）。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宣傳雖然使實現民族團結的目標 (以對抗“馬共”) 的話語合法化，但卻對隱藏在多元文化和諧共處的目標之下的種族歧視/種族偏見視而不見，使這種多元文化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話語之間的鬥爭始終無法彌合，最終在馬來 (西) 亞獨立後的十多年裡多次爆發以種族之名的衝突事件。

在宏大敘事逐漸被消解的後現代社會，我們已失去把握歷史縱深感的能力。歷史的扁平化的結果是，我們只能被動地接受各種將矛盾歸咎於種族/文化身份、身份政治問題的解釋，而失去超越歷史平面叩訪歷史深度的動力。這種以文化身份、身份政治的視角解讀與認識“後革命”/“後冷戰”時代的種種衝突的方法，卻很容易形成對不同地區/國家/族群的歷史與記憶的忽視與抹除。從黎紫書的《告別的年代》到牛油小生的《騷亂》，我們看不到文藝工作者直面歷史遺產與債務的勇氣。他們將那段被視作大馬政治分水嶺的“五一三”事件抽象化，以迷宮/遊戲、錯位/交錯的時空的方式再現之。對殖民時代和冷戰時期的歷史遺產與債務的處理也因此被擱置在我們“無名”的痛苦中。困在身份政治的枷鎖中的我們始終無法想象另一種理解我們過去與當下的困境的方法。

文化身份的差異性是值得重視的問題，但這一問題並不能覆蓋所有的問題。在面對不同區域/國家的種族紛爭與矛盾時，我們應該拒絕一種“以反思的名義拒絕反思”的話語體系，讓歷史的遺產與債務回到我們的討論和批判之中。或許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能力看到除文化身份/身份政治問題之外的其他促使衝突和矛盾爆發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