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村上春樹在香港“被發現”之後,博益利用旗下的電視雜誌《香港電視》及TVB打廣告。排山倒海的行銷及宣傳策略,讓村上春樹這個名字成為時尚的代名詞,形成“每個文青口袋裡都有一本村上春樹”的奇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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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中文系主辦的文學周活動邀我給學生一個有關文學與翻譯的講座。因是自己熟悉的範疇,於是欣然答應。
這是個大題目,要如何做到化繁為簡,才能引起觀眾的興趣?想起我的翻譯之路是由香港博益出版社開始,於是抽絲剝繭,決定從這裡下手。遺憾的是博益因內部鬥爭,已於2008年停業,結束前後27年的出版歷史。
中文袋裝書(類似日本的文庫本,32開的書籍)是由博益出版集團開創的,放在口袋,容易攜帶。成立初期,博益致力標榜中文袋裝書的出版概念,更以版稅及合約形式支付稿費,獲得倪匡、黃霑、蔡瀾、林燕妮、亦舒等知名作家支持,陣容鼎盛。
此外,博益推出一系列的行銷出版策略,令出版社的業務及經營更企業化。首先設立稱為“明朗會計制”的版稅制度,讓知識產權的原創人或版權持有人,對其知識產權使用者收取的金錢利益。即設定作家及譯者的版稅為某個百分比,訂明合約,令作者及譯者在收入及著作版權上更有保障,他日出版的書籍如果在市場暢銷,作者在此後的日子內都能分享到創作的成果。
這也是博益獲得眾多作家鼎力支持的原因。袋裝書的印刷及行銷,切實地帶來了香港文學傳播的革命,可惜這一切都已成過眼雲煙。
透過博益出版社,我見證了村上春樹在香港被接受的過程。90年代初,他的小說正式傳入香港,關鍵在於出版社對出版市場的靈敏反應,看準日本小說大有可為。80年代的香港市民對日本文化產生極大的興趣,當時博益出版集團旗下的“香港電視”(TVB)播放了一系列的日本卡通片和電視劇,山口百惠的《赤的疑惑》、《排球女將》、《阿信的故事》等風靡整個香港,梅豔芳也因主唱日劇主題曲一炮而紅,那是第一波哈日風潮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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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一個熟悉的名字:施祖賢。相信很多新馬新聞界人士還記得他。他曾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也曾擔任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南洋商報》總編輯,是外子的前上司。我們在香港見過他兩次,當時他是博益出版社的顧問。
博益是第一個獲得日本版權中心(JFC)授權村上小說翻譯的出版社,90年代初仍然採取分區版權制度,後來中臺先後加入世界版權公約,改為繁體及簡體制度,臺灣買斷臺港澳的繁體版權,香港因此失去村上小說的翻譯權。自從村上春樹在香港“被發現”之後,博益利用旗下的電視雜誌《香港電視》及TVB打廣告。排山倒海的行銷及宣傳策略,讓村上春樹這個名字成為時尚的代名詞,形成“每個文青口袋裡都有一本村上春樹”的奇特現象。
至於翻譯的核心問題,留待要來的講座跟現場觀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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