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流行歌曲生动捕捉时代氛围
6月中旬，台湾知名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连续两日在“诚品吉隆坡”开讲。首日带来新作《也好吃》，谈“从吃好吃到写好吃”。但“文青”好像更有号召力，次日以第一部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谈“一个台湾文青的告白”，圈粉本地老中青几代文青。
现在语境里的文青，好像跟文学艺术没什么关系，更像外表和消费行为凑起的标配。在这位台湾资深文青看来，文艺是文青的安身之处，“艺术有歧义ambiguity，这个模糊性和可做多元解释的空间，是可以安放人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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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黄玲玲
马世芳自2012年在台湾科技大学教授“文艺发展与流行音乐文化”，谈流行音乐文化史。单听课名，可以想像选课的多半都是文青。他布置期中作业“最能代表我这代人的一首歌”，歌曲不限国家、语言，仅限10年内发表。12年过去，历年较多同学写的有周杰伦〈稻香〉、胡夏〈那些年〉、灭火器〈岛屿天光〉、黄明志与王力宏〈漂向北方〉、蔡依林〈玫瑰少年〉、老王乐队〈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好乐团〈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草东没有派对〈烂泥〉、康士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等。好像能从中看出端倪，歌手从天王天后演变到独立乐团；有的主题紧扣社会脉络，与太阳花学运、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关；近几年则有体现年轻世代消沉厌世之感。
马世芳说，大部分同学还是会选自己有认同感，或歌词反映出想法的歌。例如〈漂向北方〉，黄明志明明写的是北京的北漂，却意外扣合台湾学生离家，北上台北求学的经验。其实脆乐团也有一首类似描述的歌曲，〈揹上悲伤北上〉。
毕竟只是课堂作业，这份样本数不多，又有取样偏差的“榜单”不具统计学上的代表性。但马世芳认为，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同学可是认认真真反思这些歌跟自己的关系。他感念学生掏心掏肺，将生命经验、成长故事连结到歌曲，分享为什么这些歌会打动自己，“我觉得这些故事最珍贵。”
〈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烂泥〉、〈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从学生选曲反映出的厌世感，马世芳从他们的文笔中贴近观察一二，学生处在竞争激烈的环境，挫折感也很重，干脆摆出一副不在乎，或者躺平的姿态。
身处在观看和被观看的时代 厌世点好像比较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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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世芳看来，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一代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就处在观看和被观看的状态。打开手机，人人都在晒自己，相互比较。顶尖学府学子，成绩好似乎是必然，课业以外要玩得更加精彩，玩社团、搞创作，比自己强的大有人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厌世点好像比较舒畅。
他也从作业里留意到学生有情绪病的趋势。那不一定代表患病的比例升高，而是年轻一代有病识感。病识感是，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情绪出状况，懂得求助；又或者有能力发现身边朋友的异样，想办法接住对方。比起自己大学时期，不知道忧郁症是什么，马世芳认为现在学生懂得上辅导室，不再视之耻辱。他不紧张，因为学生愿意讲出来就是好事，就表示还OK。
流行文化乃庶民的集体情感投射
就如马世芳以往的书写，写的虽然是音乐，但更多是背后与时代和生命的连结。“我希望通过音乐这个介质去讲背后的时代。”他说，“因为流行歌曲最生动捕捉了那个时代的气氛、庶民的情感，还有价值变迁。它可以在三五分钟内让你感觉到这个事情。”
“最能代表我这代人的一首歌”，其实就是想带动学生思考，流行歌曲如何体现时代精神。“它跟你最喜欢的一首歌不一样，它必须要从‘小我’想到‘大我’。”从个人经验去写跟群体的关系，从流行歌曲抒情的形式找到理性分析的角度，是这份作业的思考练习。
那最能代表马世芳那个世代的歌呢？他当然有自己的名单，选的是成长到大学阶段，1990年前后的歌曲。叶启田的 〈爱拼才会赢〉，在台湾就卖了上百万张，还翻唱成华语、广东话、潮州话、泰语、越南语等版本。还有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林强的〈向前走〉和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政治解严，经济起飞，新秩序未建立又遇上泡沫经济，股市狂涨又狂跌。股价狂跌时，就有“梦醒时分”的感觉。即便如此，整体社会氛围是充满机会，大家对未知的未来充满期待和渴望，抱持“我的未来不是梦”，继续“向前走”的冲劲。“但是这个阶段只有一个时期而已，过去就过去了。”他说，“现在的台湾不是这个样子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被这种东西感召。”
马世芳成长于台湾政治松动的那些年，1987年解严只是一个断点，在那之前他已开始意识到从小到大课本里教的东西很多是有问题的，比如伟人崇拜。“但是问题来了，你知道课本有很多谎言或者经不起推敲的内容，那正确答案在哪里？”
他自认，他那一代人成长在解严前后，最大的功课就是找答案。而这个答案对应的问题更是艰难，全世界少有地方会和台湾人面对这么大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于是，从小我到大我的思考，也可以是找寻“我们是怎样的群体？”马世芳说，流行文化有巨大的感染力，是庶民的集体情感投射，“我们在这歌里看到了我们自己一整个世代的集体投射，那跟创作者的意图未必有关，它也许可以藏着解释‘我们是谁’的钥匙。”
有些音乐让你灵魂撞击
给学生的小我大我思考练习，在他年少时是这么摸索出来的。他从The Beatles入坑，听西洋老摇滚，横向连结到The Rolling Stones、Cream、Jimi Hendrix、The Doors。从60年代又听到70年代，有Lez Zeppelin、Deep Purple，一路听出系谱。
西方流行音乐史料多，研究一下又勾连到60年代的青年次文化“神话”，包括Woodstock音乐节、嬉皮革命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以及伦敦的Swinging London。那是青年文化爆炸期，不只和音乐有关，与时尚、艺术、文学、电影都相关。“那是我来不及参与的盛世啊，但是很有趣很迷人啊，那个青春的光芒跟能量很惊人啊，音乐现在听起来是很厉害。”
跨过语言、文化去认识西洋摇滚，马世芳认知到那不只是音乐，更和时代紧密相连。不过身为“阿宅乐迷”，音乐还是核心，“那是一种灵魂撞击，身体马上希望有所回应。那种感动是很直觉的，是莫名其妙的，是一种epiphany（顿悟），一种被雷打到一样的感觉。”
马世芳形容了一长串，突然冒出一句，“这个东西我以前是讲不出口的。”他年少时其实也不知怎么就这样书写或讲述音乐了，但现在能够整理出来，描述音乐要感性与理性兼具，“你要能够用理性去看待感性，或者用感性化解理性。”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产物
身为一代文青，马世芳觉得，人类对文学、艺术创作能产生情感，并不是因为文艺带有启蒙任务，或要引领学习，而是它能真正勾起情感、兴趣或好奇。
网络时代脚步越来越快，来到短影音当道的现在，像他那样把音乐听得细腻，听到穿透到背后去听整个时代，越来少见。马世芳说，快慢之变，他没要抵抗，也觉得没什么好抵抗，“It’s nothing new.”就如流行音乐横空出世之际，古典乐人当时也觉得品味就要堕落了。
“我没有觉得这个时代只能够容纳轻薄短小的东西。”马世芳以电影、小说佐证，精彩动人的长篇小说一点也不短小轻薄，也还是吸引一大票书迷，商家也还能从中延伸出影视作品、游戏商品。
“我始终审慎保持乐观，因为我一直都还是听到会让我感动的新的作品。”马世芳说，“我觉得每个时代必然都会有人奉献全副的生命去创造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够创造出来，能够代表人类文明结晶的东西。”
“而且它一旦被创造出来，迟早会被看见，并且会被appreciate（欣赏），我对这个事情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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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格视频
点开Gema Bumi网页，往下滑看见马来西亚地图。点击漂浮在上头的圆点，该处的声音和视频在眼前展开。原住民在山里小溪里移动的声音，晨间蝉鸣以及雾霭环绕的山峰，肯雅族弹奏传统乐器Sampe，侏儒象过河溅起水花声的瞬间，都被记录在云端。
这些发生在日常却往往被忽略的声音，是本地作曲家余家和踏入田野收集的。他认为，用麦克风采集声音，比起人耳更客观，更能提供最完整的资讯。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陈世伟
余家和是音乐高级讲师，是作曲家，也是演奏家。
出生于砂拉越名为马鲁蒂（Marudi）的小镇，他在尚未有记忆以前，跟随从事伐木业的父亲到美里的深山居住。小学二年级以前，家里没电也没自来水。
“冲凉就在家前面的河流，那些水很干净，也是我们喝的水，当然也有井水。”或许是自小就和自然接触，即便在成年后离开林里到城市发展，他仍离不开和自然的联系。
多年来，他致力研究东南亚民间音乐，时不时深入原住民部落采集声音。
城市发展下消失的声音
在一次远赴砂拉越巴南河流域，寻找肯雅和加央族部落录制原住民歌唱、活动声音的过程中，他意外发现森林生态的声音减少了。
“后来我发现没有人唱歌，只有流水声，这样的录制也不错，往后就越来越往环境声音发展。在2017年到2019年间，我去了砂拉越那里，每一次都去录声音，发现前后两年录的声音完全不同。”
他说明，2017年森林里的生物多元，四处可听见昆虫、鸟类的声音。短短2年内，这些声音明显减少，一问之下，他才发现附近的森林被砍伐，河流亦受到污染。
“一开始去的时候，原住民村子前面的河流还蛮干净的，我们还可以游泳，但2019年的时候就不能了。”
毫无预警地，COVID-19病毒来袭，全球落实封锁政策，人类困在家里，道路上没有车辆。少了噪音，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声音回来了。
带上器材开启声音采集
当时，政府限制人民的活动范围，因此余家和只能走到最靠近的公园，只为听声音。
“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城市公园的声音这么好听。以前有很多车辆、工厂在附近，发出噪音，像飞机也是，它的低频很重。”低频噪音指的是频率在500赫兹以下的声音，他接着说：“低频导致的噪音污染，让我们听不到很多声音，例如鸟叫以及昆虫声。”随着噪音污染减弱，森林里的生物回来了，城市的住宅区亦能“听”见大自然的生态。
于是，他赶紧拿起麦克风到周遭采集。慢慢地，政府放宽活动范围，他拉着从事导演、制作人的朋友郭威廉到城市的绿地里录音。一个录制视屏，一个采集声音。
“那时纯粹想把大自然的一些东西，通过videocam和麦克风录下来，保留当时的环境声。后来我们去更多的森林，像是Ketumbar Hill（山猪山）和Gasing Hill（加星山）。”
好听的声音很多，他说。而余家和口中的“好听”，是听了以后身心理都觉得很舒服的声音。
“流水声音大概是15到20分贝，我们的心情会很舒服；但流水很急的时候，音量达到50分贝，又会感到烦躁；而听到森林的昆虫声，人类就会感到安全。或许我们就应该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不是四周都是汽车、工厂和飞机声的地方。”
推出Gema Bumi寻找更多声音
有了个起头，他和郭威廉就这样把兴趣发展成计划。3月16日，由马来西亚歌德学院赞助的网站“Gema Bumi”正式推出。
“Gema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共震’。我们听到声音，是因为震动后产生频率，Gema Bumi 说的就是我们环境周围的声音。”
他们致力寻找马来西亚尚未被噪音污染的地方，像是曾经去到马泰边界的一个小甘榜，居民多为暹罗人。当地人看见两人无不感到新奇，因为许多未见外人来访。
点开网站的视频，一群侏儒象正缓缓过河。这是两人花了一周，在沙巴的京那巴当岸河“觅象”的成果。余家和分享，当时他们与象群隔着一段距离。在40分钟里，象群的“领导”盯着船只看。
“我们靠近一点，它就发出警告声，它的族群就在后面不管我们，一直在吃叶子。40分钟后，那个领导发出一些叫声，它们就停止吃，每一只大象开始过河。”不单如此，他们更在过程中发现类似新的猴子物种，目前已将录制的画面交由科学家鉴定。
出自于对自然的喜爱，两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用影像和声音，记录和保护那些濒临消失的生态声。
采集到的声音可供后人参考
不单是采集生态的声音，余家和透露梦想是开个声音博物馆。博物馆里头收集各式各样的声音，好比老街、菜市场、山洞、失传行业。他进一步强调，人们认识一个地方不单靠四周的景色，也源自声音，“声音跟地景息息相关，当把声音拿掉，这个地方就会变得陌生，成了我们无法辨别的一个地方。”
走出录音室录音，这就是所谓的田野录音师，亦是余家和最新的身分。虽然在本地尚未普及，但该职业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
“从加拿大开始后来加入生态学等不同领域crossover，在亚洲地区的话，日本、台湾比较多人在做。”这些采集而来的声音，往后成为供后人参考的数据，“像是我录下老街的声音，5年后这里发展成高楼大厦，我所留下的声音就成了可以参考的data。”
即便如此，说到保存，人们往往想到文字和照片，声音又扮演怎样的角色？
声音里或许有更多的隐藏讯息
“完整的我记不清了，有一个说法大概是：照片胜过文字，而录下的音档则胜过几千张照片。”他解释，连续两年在一个地方照相，景色或许看起来都一样，但从声音或许能听出差异。
“我们可以录几公里以外的声音，但拍不到隔壁的森林。把声音录下来分析，就能看出什么物种消失了。所以，声音承载的信息比视觉多，一个录音胜过几千张照片的说法，就是强调声音里隐藏的信息很重要。”
后记：人得学习客观“人只听自己想听的。比方说现在时钟发出的滴答，你进来听到了，但一下就会忽略，因为不重要嘛，你会很主观去听我们讲话的声音。” 第一次接触余家和，其实是在去年参与他主讲的声音工作坊。 “人、语言和自然。人的思维方式受语言控制，当语言不在的时候，我们能更直接接触自然。” 踏出户外，众人根据指示闭上嘴不说话，关上眼专注地感受四周震动所发的声响。左耳传来的鸟鸣，前方地铁轰隆隆的进站声，甚至是后方吹来的风声……明明是再也熟悉不过的街道景色，却因此有不一样的感受。或许正如他说的，跳脱文字、视线所及之处，人的感受以及想像力，能走得更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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