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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pm 08/0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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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芳

时代产物

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流行歌曲生动捕捉时代氛围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黄玲玲

6月中旬,台湾知名连续两日在“诚品吉隆坡”开讲。首日带来新作《也好吃》,谈“从吃好吃到写好吃”。但“”好像更有号召力,次日以第一部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谈“一个台湾文青的告白”,圈粉本地老中青几代文青。

现在语境里的文青,好像跟文学艺术没什么关系,更像外表和消费行为凑起的标配。在这位台湾资深文青看来,文艺是文青的安身之处,“艺术有歧义ambiguity,这个模糊性和可做多元解释的空间,是可以安放人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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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马世芳连续两日在“诚品吉隆坡”开讲。这亦是他首次来马。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黄玲玲

马世芳自2012年在台湾科技大学教授“文艺发展与文化”,谈流行音乐文化史。单听课名,可以想像选课的多半都是文青。他布置期中作业“最能代表我这代人的一首歌”,歌曲不限国家、语言,仅限10年内发表。12年过去,历年较多同学写的有周杰伦〈稻香〉、胡夏〈那些年〉、灭火器〈岛屿天光〉、黄明志与王力宏〈漂向北方〉、蔡依林〈玫瑰少年〉、老王乐队〈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好乐团〈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草东没有派对〈烂泥〉、康士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等。好像能从中看出端倪,歌手从天王天后演变到独立乐团;有的主题紧扣社会脉络,与太阳花学运、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关;近几年则有体现年轻世代消沉厌世之感。

马世芳说,大部分同学还是会选自己有认同感,或歌词反映出想法的歌。例如〈漂向北方〉,黄明志明明写的是北京的北漂,却意外扣合台湾学生离家,北上台北求学的经验。其实脆乐团也有一首类似描述的歌曲,〈揹上悲伤北上〉。

毕竟只是课堂作业,这份样本数不多,又有取样偏差的“榜单”不具统计学上的代表性。但马世芳认为,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同学可是认认真真反思这些歌跟自己的关系。他感念学生掏心掏肺,将生命经验、成长故事连结到歌曲,分享为什么这些歌会打动自己,“我觉得这些故事最珍贵。”

〈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烂泥〉、〈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从学生选曲反映出的厌世感,马世芳从他们的文笔中贴近观察一二,学生处在竞争激烈的环境,挫折感也很重,干脆摆出一副不在乎,或者躺平的姿态。

次日讲题为“一个台湾文青的告白”,圈粉本地老中青几代文青。
粉丝排队签名,还有合照福利。

身处在观看和被观看的时代 厌世点好像比较舒畅

在马世芳看来,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一代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就处在观看和被观看的状态。打开手机,人人都在晒自己,相互比较。顶尖学府学子,成绩好似乎是必然,课业以外要玩得更加精彩,玩社团、搞创作,比自己强的大有人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厌世点好像比较舒畅。

他也从作业里留意到学生有情绪病的趋势。那不一定代表患病的比例升高,而是年轻一代有病识感。病识感是,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情绪出状况,懂得求助;又或者有能力发现身边朋友的异样,想办法接住对方。比起自己大学时期,不知道忧郁症是什么,马世芳认为现在学生懂得上辅导室,不再视之耻辱。他不紧张,因为学生愿意讲出来就是好事,就表示还OK。

马世芳2006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2016年推出10周年版,都已绝版。他手捧的是2024 年“跨世代文青爱藏本”。
流行文化乃庶民的集体情感投射

就如马世芳以往的书写,写的虽然是音乐,但更多是背后与时代和生命的连结。“我希望通过音乐这个介质去讲背后的时代。”他说,“因为流行歌曲最生动捕捉了那个时代的气氛、庶民的情感,还有价值变迁。它可以在三五分钟内让你感觉到这个事情。”

“最能代表我这代人的一首歌”,其实就是想带动学生思考,流行歌曲如何体现时代精神。“它跟你最喜欢的一首歌不一样,它必须要从‘小我’想到‘大我’。”从个人经验去写跟群体的关系,从流行歌曲抒情的形式找到理性分析的角度,是这份作业的思考练习。

那最能代表马世芳那个世代的歌呢?他当然有自己的名单,选的是成长到大学阶段,1990年前后的歌曲。叶启田的 〈爱拼才会赢〉,在台湾就卖了上百万张,还翻唱成华语、广东话、潮州话、泰语、越南语等版本。还有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林强的〈向前走〉和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最能代表马世芳世代的歌,他选了〈爱拼才会赢〉、〈我的未来不是梦〉、〈向前走〉和〈梦醒时分〉,体现政治解严,经济起飞,整体社会氛围是充满机会、期待和渴望。

政治解严,经济起飞,新秩序未建立又遇上泡沫经济,股市狂涨又狂跌。股价狂跌时,就有“梦醒时分”的感觉。即便如此,整体社会氛围是充满机会,大家对未知的未来充满期待和渴望,抱持“我的未来不是梦”,继续“向前走”的冲劲。“但是这个阶段只有一个时期而已,过去就过去了。”他说,“现在的台湾不是这个样子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被这种东西感召。”

马世芳成长于台湾政治松动的那些年,1987年解严只是一个断点,在那之前他已开始意识到从小到大课本里教的东西很多是有问题的,比如伟人崇拜。“但是问题来了,你知道课本有很多谎言或者经不起推敲的内容,那正确答案在哪里?”

他自认,他那一代人成长在解严前后,最大的功课就是找答案。而这个答案对应的问题更是艰难,全世界少有地方会和台湾人面对这么大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于是,从小我到大我的思考,也可以是找寻“我们是怎样的群体?”马世芳说,流行文化有巨大的感染力,是庶民的集体情感投射,“我们在这歌里看到了我们自己一整个世代的集体投射,那跟创作者的意图未必有关,它也许可以藏着解释‘我们是谁’的钥匙。”

有些音乐让你灵魂撞击

给学生的小我大我思考练习,在他年少时是这么摸索出来的。他从The Beatles入坑,听西洋老摇滚,横向连结到The Rolling Stones、Cream、Jimi Hendrix、The Doors。从60年代又听到70年代,有Lez Zeppelin、Deep Purple,一路听出系谱。

西方流行音乐史料多,研究一下又勾连到60年代的青年次文化“神话”,包括Woodstock音乐节、嬉皮革命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以及伦敦的Swinging London。那是青年文化爆炸期,不只和音乐有关,与时尚、艺术、文学、电影都相关。“那是我来不及参与的盛世啊,但是很有趣很迷人啊,那个青春的光芒跟能量很惊人啊,音乐现在听起来是很厉害。”

跨过语言、文化去认识西洋摇滚,马世芳认知到那不只是音乐,更和时代紧密相连。不过身为“阿宅乐迷”,音乐还是核心,“那是一种灵魂撞击,身体马上希望有所回应。那种感动是很直觉的,是莫名其妙的,是一种epiphany(顿悟),一种被雷打到一样的感觉。”

马世芳形容了一长串,突然冒出一句,“这个东西我以前是讲不出口的。”他年少时其实也不知怎么就这样书写或讲述音乐了,但现在能够整理出来,描述音乐要感性与理性兼具,“你要能够用理性去看待感性,或者用感性化解理性。”

写音乐,马世芳摸索出来的方法是,要能够用理性去看待感性,或者用感性化解理性。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产物

身为一代文青,马世芳觉得,人类对文学、艺术创作能产生情感,并不是因为文艺带有启蒙任务,或要引领学习,而是它能真正勾起情感、兴趣或好奇。

网络时代脚步越来越快,来到短影音当道的现在,像他那样把音乐听得细腻,听到穿透到背后去听整个时代,越来少见。马世芳说,快慢之变,他没要抵抗,也觉得没什么好抵抗,“It’s nothing new.”就如流行音乐横空出世之际,古典乐人当时也觉得品味就要堕落了。

“我没有觉得这个时代只能够容纳轻薄短小的东西。”马世芳以电影、小说佐证,精彩动人的长篇小说一点也不短小轻薄,也还是吸引一大票书迷,商家也还能从中延伸出影视作品、游戏商品。

“我始终审慎保持乐观,因为我一直都还是听到会让我感动的新的作品。”马世芳说,“我觉得每个时代必然都会有人奉献全副的生命去创造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够创造出来,能够代表人类文明结晶的东西。”

“而且它一旦被创造出来,迟早会被看见,并且会被appreciate(欣赏),我对这个事情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马世芳希望通过音乐这个介质去讲背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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