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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pm 08/0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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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芳

时代产物

廣播人兼作家馬世芳/流行歌曲生動捕捉時代氛圍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黄玲玲

6月中旬,臺灣知名廣播人兼馬世芳連續兩日在“誠品吉隆坡”開講。首日帶來新作《也好吃》,談“從吃好吃到寫好吃”。但“”好像更有號召力,次日以第一部散文集《地下鄉愁藍調》談“一個臺灣文青的告白”,圈粉本地老中青幾代文青。

現在語境裡的文青,好像跟文學藝術沒什麼關係,更像外表和消費行為湊起的標配。在這位臺灣資深文青看來,文藝是文青的安身之處,“藝術有歧義ambiguity,這個模糊性和可做多元解釋的空間,是可以安放人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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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馬世芳連續兩日在“誠品吉隆坡”開講。這亦是他首次來馬。

報道:本刊 白慧琪
攝影:本報 黃玲玲

馬世芳自2012年在臺灣科技大學教授“文藝發展與流行音樂文化”,談流行音樂文化史。單聽課名,可以想像選課的多半都是文青。他佈置期中作業“最能代表我這代人的一首歌”,歌曲不限國家、語言,僅限10年內發表。12年過去,歷年較多同學寫的有周杰倫〈稻香〉、胡夏〈那些年〉、滅火器〈島嶼天光〉、黃明志與王力宏〈漂向北方〉、蔡依林〈玫瑰少年〉、老王樂隊〈我還年輕 我還年輕〉、好樂團〈他們說我是沒有用的年輕人〉、草東沒有派對〈爛泥〉、康士坦的變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發生在我身上〉等。好像能從中看出端倪,歌手從天王天后演變到獨立樂團;有的主題緊扣社會脈絡,與太陽花學運、同性婚姻合法化有關;近幾年則有體現年輕世代消沉厭世之感。

馬世芳說,大部分同學還是會選自己有認同感,或歌詞反映出想法的歌。例如〈漂向北方〉,黃明志明明寫的是北京的北漂,卻意外扣合臺灣學生離家,北上臺北求學的經驗。其實脆樂團也有一首類似描述的歌曲,〈揹上悲傷北上〉。

畢竟只是課堂作業,這份樣本數不多,又有取樣偏差的“榜單”不具統計學上的代表性。但馬世芳認為,它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同學可是認認真真反思這些歌跟自己的關係。他感念學生掏心掏肺,將生命經驗、成長故事連結到歌曲,分享為什麼這些歌會打動自己,“我覺得這些故事最珍貴。”

〈他們說我是沒有用的年輕人〉、〈爛泥〉、〈美好的事可不可以發生在我身上〉,從學生選曲反映出的厭世感,馬世芳從他們的文筆中貼近觀察一二,學生處在競爭激烈的環境,挫折感也很重,乾脆擺出一副不在乎,或者躺平的姿態。

次日講題為“一個臺灣文青的告白”,圈粉本地老中青幾代文青。
粉絲排隊簽名,還有合照福利。

身處在觀看和被觀看的時代 厭世點好像比較舒暢

在馬世芳看來,現在二十幾歲的年輕一代從早上睜開眼睛開始,就處在觀看和被觀看的狀態。打開手機,人人都在曬自己,相互比較。頂尖學府學子,成績好似乎是必然,課業以外要玩得更加精彩,玩社團、搞創作,比自己強的大有人在。這麼大的壓力之下,厭世點好像比較舒暢。

他也從作業裡留意到學生有情緒病的趨勢。那不一定代表患病的比例升高,而是年輕一代有病識感。病識感是,人們意識到自己的心靈、情緒出狀況,懂得求助;又或者有能力發現身邊朋友的異樣,想辦法接住對方。比起自己大學時期,不知道憂鬱症是什麼,馬世芳認為現在學生懂得上輔導室,不再視之恥辱。他不緊張,因為學生願意講出來就是好事,就表示還OK。

馬世芳2006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地下鄉愁藍調》,2016年推出10週年版,都已絕版。他手捧的是2024 年“跨世代文青愛藏本”。
流行文化乃庶民的集體情感投射

就如馬世芳以往的書寫,寫的雖然是音樂,但更多是背後與時代和生命的連結。“我希望通過音樂這個介質去講背後的時代。”他說,“因為流行歌曲最生動捕捉了那個時代的氣氛、庶民的情感,還有價值變遷。它可以在三五分鐘內讓你感覺到這個事情。”

“最能代表我這代人的一首歌”,其實就是想帶動學生思考,流行歌曲如何體現時代精神。“它跟你最喜歡的一首歌不一樣,它必須要從‘小我’想到‘大我’。”從個人經驗去寫跟群體的關係,從流行歌曲抒情的形式找到理性分析的角度,是這份作業的思考練習。

那最能代表馬世芳那個世代的歌呢?他當然有自己的名單,選的是成長到大學階段,1990年前後的歌曲。葉啟田的 〈愛拼才會贏〉,在臺灣就賣了上百萬張,還翻唱成華語、廣東話、潮州話、泰語、越南語等版本。還有張雨生的〈我的未來不是夢〉、林強的〈向前走〉和陳淑樺的〈夢醒時分〉。

最能代表馬世芳世代的歌,他選了〈愛拼才會贏〉、〈我的未來不是夢〉、〈向前走〉和〈夢醒時分〉,體現政治解嚴,經濟起飛,整體社會氛圍是充滿機會、期待和渴望。

政治解嚴,經濟起飛,新秩序未建立又遇上泡沫經濟,股市狂漲又狂跌。股價狂跌時,就有“夢醒時分”的感覺。即便如此,整體社會氛圍是充滿機會,大家對未知的未來充滿期待和渴望,抱持“我的未來不是夢”,繼續“向前走”的衝勁。“但是這個階段只有一個時期而已,過去就過去了。”他說,“現在的臺灣不是這個樣子了,現在的年輕人不會被這種東西感召。”

馬世芳成長於臺灣政治鬆動的那些年,1987年解嚴只是一個斷點,在那之前他已開始意識到從小到大課本里教的東西很多是有問題的,比如偉人崇拜。“但是問題來了,你知道課本有很多謊言或者經不起推敲的內容,那正確答案在哪裡?”

他自認,他那一代人成長在解嚴前後,最大的功課就是找答案。而這個答案對應的問題更是艱難,全世界少有地方會和臺灣人面對這麼大的問題,“我們到底是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於是,從小我到大我的思考,也可以是找尋“我們是怎樣的群體?”馬世芳說,流行文化有巨大的感染力,是庶民的集體情感投射,“我們在這歌裡看到了我們自己一整個世代的集體投射,那跟創作者的意圖未必有關,它也許可以藏著解釋‘我們是誰’的鑰匙。”

有些音樂讓你靈魂撞擊

給學生的小我大我思考練習,在他年少時是這麼摸索出來的。他從The Beatles入坑,聽西洋老搖滾,橫向連結到The Rolling Stones、Cream、Jimi Hendrix、The Doors。從60年代又聽到70年代,有Lez Zeppelin、Deep Purple,一路聽出系譜。

西方流行音樂史料多,研究一下又勾連到60年代的青年次文化“神話”,包括Woodstock音樂節、嬉皮革命的“愛之夏”Summer of Love,以及倫敦的Swinging London。那是青年文化爆炸期,不只和音樂有關,與時尚、藝術、文學、電影都相關。“那是我來不及參與的盛世啊,但是很有趣很迷人啊,那個青春的光芒跟能量很驚人啊,音樂現在聽起來是很厲害。”

跨過語言、文化去認識西洋搖滾,馬世芳認知到那不只是音樂,更和時代緊密相連。不過身為“阿宅樂迷”,音樂還是核心,“那是一種靈魂撞擊,身體馬上希望有所回應。那種感動是很直覺的,是莫名其妙的,是一種epiphany(頓悟),一種被雷打到一樣的感覺。”

馬世芳形容了一長串,突然冒出一句,“這個東西我以前是講不出口的。”他年少時其實也不知怎麼就這樣書寫或講述音樂了,但現在能夠整理出來,描述音樂要感性與理性兼具,“你要能夠用理性去看待感性,或者用感性化解理性。”

寫音樂,馬世芳摸索出來的方法是,要能夠用理性去看待感性,或者用感性化解理性。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產物

身為一代文青,馬世芳覺得,人類對文學、藝術創作能產生情感,並不是因為文藝帶有啟蒙任務,或要引領學習,而是它能真正勾起情感、興趣或好奇。

網絡時代腳步越來越快,來到短影音當道的現在,像他那樣把音樂聽得細膩,聽到穿透到背後去聽整個時代,越來少見。馬世芳說,快慢之變,他沒要抵抗,也覺得沒什麼好抵抗,“It’s nothing new.”就如流行音樂橫空出世之際,古典樂人當時也覺得品味就要墮落了。

“我沒有覺得這個時代只能夠容納輕薄短小的東西。”馬世芳以電影、小說佐證,精彩動人的長篇小說一點也不短小輕薄,也還是吸引一大票書迷,商家也還能從中延伸出影視作品、遊戲商品。

“我始終審慎保持樂觀,因為我一直都還是聽到會讓我感動的新的作品。”馬世芳說,“我覺得每個時代必然都會有人奉獻全副的生命去創造只有在這個時代才能夠創造出來,能夠代表人類文明結晶的東西。”

“而且它一旦被創造出來,遲早會被看見,並且會被appreciate(欣賞),我對這個事情從來都沒有懷疑過。”

馬世芳希望通過音樂這個介質去講背後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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