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片刻停留/邓洁盈（蕉赖）

张爱玲在《茉莉香片》形容香港为“一座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这句话似乎奠定了香港文学的基调。那是1943年，乱世的香港既危险又迷人，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前去，飞蛾扑火，一去不回。大卫·波德维尔曾批评香港电影“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可这句话成为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代名词——周星驰的无厘头、王家卫的文艺、徐克的武侠梦、杜琪峰的枪战片，尔冬升的写实关怀等等。那是80、90年代，香港被冠上“东方之珠”的称号，一切蒸蒸日上，熠熠生辉。后来，林夕为新书写序，《我所爱的香港》被人呸一声，因为没有人会这样爱香港……那是2014年，林夕在原有的书名加上“痛”一字，发布《我所痛爱的香港》。这些书这些电影，一跃成为香港独特的文化名片。

来到香港的一个月前，我疯狂阅读香港文学——散文、小说、论文、专栏，读了又读。我也一头沉浸在香港电影——喜剧、文艺片、黑社会、武打片、恐怖片，能看的都看了。我去的香港，是香港文学和香港电影的香港。

李碧华，这位影响我极深的香港作家。我因张国荣观看《胭脂扣》和《霸王别姬》，从而认识李碧华，阅读她的其他作品。李碧华爱写食物，一段段故事的贪与痴由美食开启，搞得我阅读时又怕又想吃，仿佛能看见李碧华鬼魅的文字随处漂浮在港式餐厅的招牌上。来到香港是必须要吃蛋挞的，这是一种仪式感，就如你不来马来西亚吃榴梿，那仿佛是白来了。葡式蛋挞一定要趁热吃，我吹了吹热气，将一半的蛋挞吞下。奶香味在口腔散开，浓郁十足，却不烫嘴，蛋挞慢慢滑进喉咙。这一流畅的动作，我真成为了《吃蛋挞的女人》，但小说里的女人是为了找到像父亲一样的男人而到处寻觅切合心意的蛋挞，我的目标非常明确，我只为了美味而来。

繁荣与破败同时存在

我们一家人来到一间米其林级别的卤水鹅店。一盘鹅肉摆在桌上，我咬一口，油分浸在口中，咀嚼起来，鹅肉的香味与卤汁味盖过了刚刚的油腻。我立刻想起《吃卤水鹅的女人》，这口感真如小说里写得那样香喷喷。可吃着吃着，发现年长的服务员在盯着我们，好像在提醒我们快吃完，不要耽误下一位顾客的到来。店的面积太小，熬煮卤汁的大桶和斩鹅肉的位置已经占了一半，就连厕所门前也坐下了一位客人。服务员只能身贴身，久而久之怨气全显在眼神上，似乎我们的行动再慢一点，就是下一只被斩的鹅。虽然不知道小说里谢月明的妈妈店铺面积有多大，但想到香港寸土寸金，我心想这窄小的位置，是很难将爸爸一块块的血肉搬进来熬煮成汁的。

我坐上叮叮车，与港铁相比，它行驶较缓慢，几百米就有一站，更多是不上班的退休老人在塔车。我想到《胭脂扣》里如花为了寻找十二少重返人间，偶遇了在报馆工作的袁永定。深更半夜，他们俩坐在叮叮车上聊天，如花脸色苍白，自顾自地叙旧。袁永定觉得眼前的女人有些奇怪，问如花认不认识林黛，如花在林黛大红之前就殉情自杀，当然不知林黛是谁。而现在的年轻人，别说林黛了，就连梅艳芳也不一定知晓。上世纪80年代，饰演如花的梅艳芳和饰演十二少的张国荣事业如日中天，而现在如日中天的是香港男团Mirror成员姜涛，他的粉丝为了庆祝生日还包揽所有的叮叮车，让全港市民免费乘搭一天，于是我这游客也顺势坐上一趟。《胭脂扣》上映转眼近40年，梅艳芳、张国荣和林黛一样已离开人间，穿旗袍的如花不知转世有没有再成为香港人，塔上这一趟百年历史的叮叮车。

走进环球大厦的那一天是五一劳动节，女佣都不工作出来游玩了，广告词也替换成他加禄语。可想而知，本地人有多久没来光顾这座大厦。虽然不在重庆大厦，但我也体验了一把《重庆森林》里主角误入他人城市的游离感。菲律宾人来到香港从事女佣相关的劳动工作，周末就会在地铁站席地而坐，不顾游客的目光聚会聊天。

人总是要找到归属感，如果一时无法回到家乡，那就与乡亲互抱取暖，在不起眼的街道建立一片香港人也无法踏入的天地。许多巴基斯坦人也为了讨生活来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为了新币兑换率前往新加坡工作。就连香港人自己也会背井离乡——Beyond为了音乐生涯到日本重新开始，成龙、李连杰为了拓展香港电影市场闯荡好莱坞，TVB剧集的主角离开香港去加拿大或者英国散心；外地人来香港，香港人也去外地。香港这座小岛挤下了那么多人，挤在密密麻麻的鸽子笼，为了一间30坪的公屋排队多年，总有人等不下去自行离开的，极少数的会住在太平山顶的豪宅，仰望香港最繁华的夜景，其余的普通人只是一盏四方形的灯。全球最贵的房价，成为香港普通人一生也无法跨越的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