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教授.是Sinology 还是Chinese Studies

从Sinology到Chinese Studies，已经不是新学与旧学的问题。本地大专中文系的“汉学研究”和中文教讲应当要有此意识。关键不在研究领域，而是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心态的转变。

6月29日至30日，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主办“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汉学研讨会”的英文名称写成1st International Sinology Conference (Malaysia)，而其研讨会主题是“旧学新知：传统汉学的新视野与新方法”。从用词的对译，主办单位很显然是把此次的马来西亚“汉学”视同“传统汉学”，也就是Sinology。然而本次研讨会却有好几篇论文是本地华人研究和现当代马华文学，显然这与传统汉学的研究范畴存有落差。

 Sinology指的是传统汉学。它与中国“境内”使用之“国学”是相同的研究范畴。而“国学”又是相对于“西学”，指的是西学东来以前“中国固有的学问”，是为“国故之学”，简称“国学”。而中国固有的学问指的是中国文史哲的学术传统。就文献概论而言，即是“中国古籍概论”或中国学术导读：经史子集，等等。一般不包括现当代中国及在地新马的现当代华人华文/文学研究。

 就学术渊源而言，那是一个西方用词。西方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学问，过去称为Sinology，中文一般就译为“汉学”，但这个用词如今却已是“式微”的名词。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学界因区域研究而掀起“中国研究”的崛起，致使中国以外的学界已渐改用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来取代传统上的Sinology。毕竟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二者的研究重心和内涵及其词意是有一些不同的。

依据马幼垣〈西方汉学〉一文，他指说就研究领域和学科来说，两者相通，但若从治学方法和涉及的年代，则大有分别。传统汉学（Sinology）对五四运动以后的现当代题目一般“不屑一顾”。Sinology的学者会认为，那些“现当代”的课题不足以炫耀其语文能力和发掘材料的本领。Sinology的学者会偏重于研究“古典”汉籍。但是，Chinese Studies的研究则不然，他们的研究还包括，甚至偏重于现当代（五四以后）的“中国研究”。亦即研究“现当代中国”（包括世界华人）的文化及政经文教。Chinese Studies的学者以为传统的Sinology汉学家费神于故纸堆，与现代生活脱节。若只从故纸堆中做中国古籍文献的研读，这不足让他们了解当代中国之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Sinology与Chinese Studies两派鸿沟分明，相互瞧不起对方。然而这种文人相轻是很不需要的。

战后崛起的Chinese Studies，主要是因美国的区域研究（东亚研究）展开的。这股区域研究的热潮，始于1950年代的韩战时期。所谓的东亚研究有其现实需求，而从文化、政经各方面做研究。其代表人物就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然而费正清的“回应与挑战”理论有着很明显的西方中心观。就其认知，相对于“现代”的“古代中国”就只是一个又一个中央集权专制政权的王朝更替。中国的大变革必须要等到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船坚利砲轰击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中国之回应：洋务自强、百日维新、辛亥武装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五四运动大倡西方之科学与民主，以及马克思共产主义入主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却又经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中国如何回应西方之挑战，才是中国走向“现代”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