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煥然教授.是Sinology 還是Chinese Studies

從Sinology到Chinese Studies，已經不是新學與舊學的問題。本地大專中文系的“漢學研究”和中文教講應當要有此意識。關鍵不在研究領域，而是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和研究心態的轉變。

6月29日至30日，韓江傳媒大學學院主辦“第一屆馬來西亞國際漢學研討會”的英文名稱寫成1st International Sinology Conference (Malaysia)，而其研討會主題是“舊學新知：傳統漢學的新視野與新方法”。從用詞的對譯，主辦單位很顯然是把此次的馬來西亞“漢學”視同“傳統漢學”，也就是Sinology。然而本次研討會卻有好幾篇論文是本地華人研究和現當代馬華文學，顯然這與傳統漢學的研究範疇存有落差。

 Sinology指的是傳統漢學。它與中國“境內”使用之“國學”是相同的研究範疇。而“國學”又是相對於“西學”，指的是西學東來以前“中國固有的學問”，是為“國故之學”，簡稱“國學”。而中國固有的學問指的是中國文史哲的學術傳統。就文獻概論而言，即是“中國古籍概論”或中國學術導讀：經史子集，等等。一般不包括現當代中國及在地新馬的現當代華人華文/文學研究。

 就學術淵源而言，那是一個西方用詞。西方研究中國傳統的文史哲學問，過去稱為Sinology，中文一般就譯為“漢學”，但這個用詞如今卻已是“式微”的名詞。自19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學界因區域研究而掀起“中國研究”的崛起，致使中國以外的學界已漸改用Chinese Studies（中國研究）來取代傳統上的Sinology。畢竟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二者的研究重心和內涵及其詞意是有一些不同的。

依據馬幼垣〈西方漢學〉一文，他指說就研究領域和學科來說，兩者相通，但若從治學方法和涉及的年代，則大有分別。傳統漢學（Sinology）對五四運動以後的現當代題目一般“不屑一顧”。Sinology的學者會認為，那些“現當代”的課題不足以炫耀其語文能力和發掘材料的本領。Sinology的學者會偏重於研究“古典”漢籍。但是，Chinese Studies的研究則不然，他們的研究還包括，甚至偏重於現當代（五四以後）的“中國研究”。亦即研究“現當代中國”（包括世界華人）的文化及政經文教。Chinese Studies的學者以為傳統的Sinology漢學家費神於故紙堆，與現代生活脫節。若只從故紙堆中做中國古籍文獻的研讀，這不足讓他們瞭解當代中國之變化。過去很長一段時間，Sinology與Chinese Studies兩派鴻溝分明，相互瞧不起對方。然而這種文人相輕是很不需要的。

戰後崛起的Chinese Studies，主要是因美國的區域研究（東亞研究）展開的。這股區域研究的熱潮，始於1950年代的韓戰時期。所謂的東亞研究有其現實需求，而從文化、政經各方面做研究。其代表人物就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然而費正清的“回應與挑戰”理論有著很明顯的西方中心觀。就其認知，相對於“現代”的“古代中國”就只是一個又一箇中央集權專制政權的王朝更替。中國的大變革必須要等到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船堅利砲轟擊中國所帶來的挑戰，中國之回應：洋務自強、百日維新、辛亥武裝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五四運動大倡西方之科學與民主，以及馬克思共產主義入主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卻又經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中國如何回應西方之挑戰，才是中國走向“現代”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