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考古界學術人才和資源有限,相信與世界接軌的當今佛教界可以提供需要的資源,尤其是學術人脈。如果可以連接海外的學術專才,參與該研究,或可加速研究工作,讓申遺計劃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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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打鉛縣考古遺址發現一座完整坐佛,消息一傳出,佛教界的朋友們競相告知,華社也為之雀躍,各語文媒體更積極跟進。考古專家初步判斷,該遺蹟甚至比印尼婆羅浮屠寺廟群及柬埔寨吳哥窟佛教遺址更早。我在想,在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之後,還有什麼事是佛教界人士可以貢獻的。
主要在布央谷為中心的古代吉打遺蹟,根據聯合國文教科組織在1987年發佈的技術文獻顯示,聯邦政府早在1968年到1986年間建議創建國家歷史園區,不過該計劃一直沒有進展。其中的因素包括了土地發展問題,以及一般人認為的單元國家文化政策的阻礙。
不過,近來該計劃有了一些進展。媒體報道,理科大學國際考古研究中心正和國家文物局合作申請把古代吉打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但進一步的詳情還是不清楚,尤其是申遺的具體內容和呈現的歷史角度,還有就是涵蓋的範圍,以及大概將在何時才可以完成報告並提出申請。
當然古代吉打的資料涉及面非常廣。打個比方,最近發現的坐佛,喧囂了一陣子,但還是沒有看到更細緻的分析,比如佛像是屬於哪一個傳統造型,屬於哪一個造像流派,以及背後的宗教和歷史背景。報章的報道只是如此形容佛像,“相關佛像是以灰泥(摻和石灰、水和沙)的材料製成” 。以及“佛像坐落在一個建築結構中,相信該建築建構就是禪邸(指印尼的印度教或佛教寺廟)”。在該遺址也發現3個古梵文石碑,這也需要懂得梵文和佛教經典專家的解讀。
我國考古界學術人才和資源有限,相信與世界接軌的當今佛教界可以提供需要的資源,尤其是學術人脈。如果可以連接海外的學術專才,參與該研究,或可加速研究工作,讓申遺計劃更順利。
所以在為發現坐佛歡騰後,現在的重心應該是放在申遺。媒體或可繼續跟進報道,向有關單位詢問整個計劃的現況,以及更多的具體內容。這是一種盼望,也是督促。如果有需要,也可提供資源來完成這樁美事。
大馬的旅遊困境之一是缺乏歷史深度。像在檳城,一兩百年曆史的建築或人事物是有的,但要一千年歷史厚度的故事就缺少了。古代吉打作為東南亞印度化歷史的一部分,參雜的興都教和佛教的文明遺蹟,可以彌補這個缺陷。旅遊不能只是吃喝玩樂,有些人更喜愛認識更深厚的文化和歷史。
現在管轄文化的單位隸屬旅遊、藝術及文化部,有人曾經批評把藝術和文化當成旅遊產品。可是,在古代吉打申遺這件事上,或許可從旅遊的角度來認識過去,更有機會從旅遊經濟效益的角度來回看過去,放下種族宗教身分認同的立場,好好完成成為世界遺產的計劃。這是一個自我認識的歷程,也是邁步前進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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