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依霖推動社區營造 串起人、土地、社區的聯結
聽蔡依霖回顧了自大學以來參與過的社區運動，熱血得很，幾處聽得起雞皮疙瘩。那些經驗全累積化作養分，到她現在致力推動的社區營造上。訪問尾聲，她致敬兩位已故前輩，李成金總勉勵後輩“繼續做”；林福南的名言則是“流動是江河唯一的出路”。
“你必須去實踐，去做，那你才會找到答案。”蔡依霖謹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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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本刊 白慧琪
攝影：本報 賴國華、本報資料中心
與蔡依霖約在蕉賴11哩的長頸鹿故事館，新村木屋改建，大樹頭上鳥叫聲作背景，悠哉得很。蔡依霖是新新村社區聯盟發起人，一坐下來就介紹道，長頸鹿故事館是新新村第1屆社區計劃的冠軍得主。如今比賽來到第3屆，今年更改賽制，先培訓後提案，不知有哪些有意思的組織參與，又會端出哪些社區營造企劃？
蔡依霖的名字常與新村、社區掛鉤。2013年擔任州議員期間發起“看見十八丁”，帶動新村人文旅遊。2018年起擔任房地部特別事務官，處理的也是新村課題。離開政治前線，她成為雪州旅遊局產業發展部經理，沒有就此放下新村與社區。2020年她發起“新新村社區聯盟”，做的就是新村社區營造。
一問才知，她不是新村兒女，但與新村結緣頗深，最早的社區精神啟蒙便來自新村——大學時期參與的白沙羅新村“救救白小”運動。當時她是理科大學華文學會主席，一班同學南下聲援白小運動。抗爭持續了2926天，8年，他們早從大學畢業，出來社會工作了。
白小運動經歷讓蔡依霖開始思考，一個美好的社區是什麼？村民要的是什麼？抗爭初期或許憤怒激情，但時間久了自然陷入低潮，有人想要放棄，有人看不到未來。“你需要有社區營造的方式，讓不同相關利益者的觀點都能被聽到，大家在整個過程裡尋找共識。”她看見白沙羅新村的村民、志願人士傾盡全力，一些老師甚至走出體制，在新村廟宇前的集裝箱替學生上課。人與土地、社區是那麼緊密聯結著。
創辦青年組織 投身社會運動
2006年大學畢業後，蔡依霖和好友李凱倫（現檳城大山腳馬章武莫區州議員）一起創辦青年組織“動力青年”。那時是308政治海嘯前，整體社會氛圍很抗拒政治，覺得政治很骯髒。“不過我非常堅信要靠‘參與’去改變現狀，關心瞭解政治是很重要的事，包括我們社區發生的議題都和政治有關。”
雖然當時政局仍是國陣巫統一黨獨大，但社會運動非常活絡。2007年有了第一次淨選盟運動；同年林甘事件，上千名律師上街展開“司法正義之行”。蔡依霖投身參與的是萬撓新村反高壓電運動，以及拯救希望之谷麻風病院運動。
拯救希望之谷運動分了好幾條路線。蔡依霖參與的是院民居住權；好友張集強、林永隆是建築師，關注古蹟保存；電視臺記者陳彥妮從人文角度出發，記錄院民的故事，找回院民失聯的小孩。
“我們其實沒有成功保住東院，可是大家沒有因為保不住而停在那裡。”蔡依霖說，其實新新村的核心成員都曾參與當年拯救希望之谷運動。新新村雖然成立只有3年，但承載了大夥累積將近20年的經歷。“你的‘現在’其實就是過去累積過來的嘛。”
很多社會運動或社區營造未必能馬上看到結果，然而影響總是不知不覺中傳播開來。好比，現在談到古蹟保存，人們都普遍的認知。但那在拯救希望之谷運動之初是非常新的概念。
當選十八丁州議員 推動居民看見十八丁漁村的美
這邊投身社運，蔡依霖另一邊投身政治。她成為學姐顏貝倪的競選總幹事，主打反對高壓電塔議題，打贏選戰。2008年，民聯執政雪州政府，蔡依霖是雪州行政議員黃潔冰的政治秘書，也任烏魯雪蘭莪縣議員。城鄉兩地跑，她看到鄉鎮硬體不足，卻也看見人情之美。
2013年，蔡依霖以“天兵”姿態當選十八丁州議員，十八丁這個漁村變成實驗場所，實驗社區營造。十八丁漁村小，另一產業炭窯又黑黑髒髒的，許多到新加坡工作的村民常常索性稱自己來自太平。她舉辦了“看見十八丁”社區藝術嘉年華，把在雪隆的人脈資源帶進漁村。藝術家駐村；建築系老師帶學生來田野調查，炭窯反而變成觀光特色。
“一開始我們的目標群眾並不是外面的人，我首先要讓十八丁的人真正看到自己家鄉的美。”蔡依霖說，“找到對家鄉的自信，再去談發展才有意義。”
蔡依霖心目中的新村發展不是單面向的硬體建設，她所推動的社區營造更多是情感面的，例如地方居民的歸屬感，主動為社區付出些什麼，讓新村的生命活絡起來。以往人們一提發展就聯想到經濟層面，她是怎麼向村民注入社區營造的新概念？
“你必須讓他也跟著你做。”簡單而言，把參與者變成舉辦人、推動者，讓被吸引而來的民眾變成去承擔責任的人，才會有更強的參與感與共識。“那個永續來自於，他（村民）瞭解到自己是在一個共生的社區裡，社區的議題直接影響到你和我。”
“上至下，下至上”的社區營造方式
蔡依霖現在仍有雙重身分，在官場她是雪州旅遊局產業發展部經理；在民間，她是新新村社區聯盟發起人。一邊由上至下，一邊由下至上推動社區營造，她認為相輔相成，都很重要。
由下而上，把地方展現出來的力量與聲音往上傳導，讓人們看到社區的樣貌。雖然重要但速度稍慢。由上而下，透過政府或官方機構制定政策與制度，相對來得快。但社區發展一旦制式化，難能展現各地差異與特色。“這也是為什麼你要去掌握和拿捏，整個過程裡培力人才，才是最重要的。”
先說“新·新村”的“新”。蔡依霖認為，過去談論新村或華教都帶有使命感，多少附帶悲情。但放在新村發展的脈絡，她更重視的是在地人如何運用地方智慧，在刻苦環境裡展現新的面貌。
“新新村”的英文取名“Village Vision”，有展望未來之意。蔡依霖心目中的新村發展重視的是保留精神價值，同時與時並進。簡單舉例，舊時一些新村的廁所在屋外，半夜得摸黑上廁所。硬要保留也太不符合現代生活形態了。又如網絡設備，想要年輕人進駐，基礎網絡設施總要有吧？
“我們在談保存時也要與時並進，一定要現代化，可是不是一味地追求，變成商業化。”蔡依霖說，談社區營造好玩的地方就在，沒有一定方程式，每個社區都有特色，所以關鍵還是要回到在地，地方上一個個社區是怎麼組成的。
兩棲在雪州旅遊局和新新村，蔡依霖想的正是如何把官方的資源好好下放。“她承認，體制僵化，改變不易。“我覺得政府不用做太多事情，而是要把事情做對，適時把資源開放出來。”她一直相信高手在民間，新新村作為開放平臺，讓願意為社區做事的人進來，再把其他資源運籌、整合、下放。總結一手創立的新新村，她形容為跨界平臺，人們能在其中分享各自專業，“你有機會結識到很多不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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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提起Jimmy Choo周仰杰，许多人脑海里会自动为他加上一个前缀：戴安娜王妃的御用鞋履设计师，这亦是很多对时尚一无所知的人们认识他的开始。
在那个年代，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穷小子在欧美人垄断的时尚圈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占有一席之地，其经历堪称励志又热血。
在拿督周仰杰博士的“鞋履设计师”生涯里，哪一双鞋的意义最为重大？哪一双鞋最刻骨铭心？
报道：本刊 叶洢颖
摄影：陈世伟、受访者提供
周仰杰于1948年出生在槟城的乔治市，上有一名姐姐，双亲均是中国广东省梅县南来的客家人，因此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得知在座的几人都是客家人，他短暂地从华语模式切换到客家话频道，用客家话与我们寒暄问好。
虽已年届77岁，但仍精神抖擞，脑海里的过往种种亦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鲜活。
他在槟城出生、长大，父亲是一名设计鞋子的工匠，当时的学徒什么都得学，包括鞋底、鞋面、设计、裁剪等等，一双鞋子的设计、制作到完工的每一道工序要了如指掌。
在那个年代，没有工厂流水线，都是手工制鞋，家门口就是工作坊，客人们上门订鞋，然后他们就着手制作。
就如同家里做小买卖的人们一样，家中一人做生意，全家齐上阵，小小的周仰杰也要帮忙。
他回忆，那时没有手机，电视机也是黑白色，信号时好时坏，除了听“丽的呼声”的广播节目，也没有其他娱乐，所以每天放学，做完功课后就看父亲、师傅怎么做鞋子。
周仰杰就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对制作鞋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放弃收入不错的餐厅工作选择鞋厂
尽管当时人们对“做鞋佬”抱有偏见，粗鲁、没文化、烟酒不离手更是时人对鞋匠的刻板印象，可是父母依然支持他的选择，送他到英国伦敦的考得维纳技术学院（Cordwainers Technical College，现隶属伦敦时尚学院）深造。
父亲给他150英镑缴交第一年的学费，之后就开始他半工读，每天只吃20便士（pence）蛋炒饭的留学生活。
他曾在中餐馆打工，在面对大厨不友善的粗鲁对待，他保持真诚的态度，勤快地工作，甚至愿意付出超出工作范围的努力。
“（比如）周五、周六打工，他们下午休息外出、赌博、打麻将的时候，我就替他们整理房间、清洗枕头，打扫干净了，又到楼下帮忙看顾餐馆。”
“我不是吃亏也不是傻，因为我觉得我在外国，又不是很多朋友，我需要努力让他们知道我是诚恳、真心地学习，所以他们才会疼我嘛。”
不怕吃亏、不怕吃苦、不计较的工作态度，最终让他赢得老板的重视，想要擢升他为餐馆经理之时，然而他毅然放弃每周70至80英镑的收入，选择每周40英镑的鞋厂工作。
在那时候，一周的房租不过9英镑，他甚至还有余钱能寄回家给母亲，但于他而言，虽然餐馆工资高，却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鞋厂才是心之向往的梦想起始点。
“因为我觉得做人，如果你开心做喜欢的事情，你就不会累的，如果不喜欢这些东西，觉得没有兴趣、没有前途，你就会觉得累了。”
“在鞋厂是最开心的，因为我喜欢做鞋子。”他笑道，“如果我在餐馆做，就不是现在的Jimmy Choo了。”
给戴安娜王妃的鞋 ——永远送不出的礼物
1986年，他在伦敦东区开设第一家店，起初无人问津，他甚至制作一双5英镑的平价凉鞋摆地摊，直到1988年时尚杂志Vogue一连8篇的大篇幅报道他设计制作的玫瑰鞋，“Jimmy Choo”声名鹊起响遍时尚界，尔后因缘巧合下与戴安娜王妃结缘。
起初，他接到为戴妃制鞋的邀约时，仍有些忐忑，不确定能否得到她的青睐，于是抱着尝试心态，询问鞋号和衣服的颜色后，设计了一双红色的矮跟鞋。
戴安娜王妃是当时的时尚Icon，又是媒体宠儿，就在周仰杰将鞋子送出去的第二天，戴妃穿着他的鞋子出现在各个媒体版面上，自此周仰杰也成为她的御用鞋履设计师。
“你的爸爸妈妈、家人是否安好？”是每次戴安娜与他见面时的开场白。
他记忆中的她和蔼、善良、优雅，毫无架子。犹记得初次见面时，他随队入宫觐见，素面朝天的戴妃如出水芙蓉般美丽，为他们准备许多咖啡、饼干点心；而从第二次开始，周仰杰便独自一人前往拜会，戴妃都会屏退左右，充分展现对他的信任。
他打开两个行李箱，让她挑选鞋子；她会展示她的服装，两人会一同商讨服装、鞋子和场合的搭配，确认订单后，她还会帮他提着包，陪他走到车子停放处。
“你想像一位王妃，拿着你的包包送你上车，很少公主／王妃会这么做。”
只是，这段缘分在1997年8月31日戛然而止。戴安娜为了避开媒体的跟拍，在法国车祸逝世，得年36岁。
他一听闻戴妃的死讯，感到不可置信，立即打开电视看新闻确认真假。
“全英国都好像静了下来，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很伤心。”
“她的生日在7月，才刚过生日不久，我原本准备好一双鞋子，要带着女儿到肯辛顿宫送给她的。”
结果命运难料，这双鞋永远送不出去了。
“后来宫里有问我要不要将鞋子送过去，我说不要紧，我留作纪念。”
分量最重的“狗仔鞋”
虽然他曾为许多名人制鞋，手工技艺随着经验的累积愈发精细，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那双鞋，始终是11岁那年，他亲手制作送给母亲作为生日贺礼，并由母亲命名的“狗仔鞋”。
“狗仔”又是何意？
原来是父母遵循坊间“贱名好养活”的说法，故为他取昵称“狗仔”。
“小时候我和朋友玩，我爸喊我吃饭，都是狗仔、狗仔地叫，我都叫他别这么喊我。”
如今他早已成为众人“仰”望的人“杰”，来自长辈的美好祝愿终于实现。
跨界尝试 开辟新战场
2001年周仰杰离开Jimmy Choo公司后，全心的在Jimmy Choo Couture，专注于做高级订制鞋；2017年，他不仅他推出同名品牌Zhou Yang Jie的鞋履，同时跨足服装界，也成为婚纱、晚礼服品牌The Atelier的创意总监。
制鞋和婚纱、晚礼服的赛道又有何不同？为何会从鞋履跨界到服装？
“在伦敦，三十多年来我是做私人定制婚鞋的，每次都会问客户的婚纱款式和设计，我就配合婚纱设计婚鞋。久而久之，我就对婚纱设计有灵感了。”
艺术本质上是相通的，于他而言，鞋子和衣服亦有共通之处，比如都需要剪裁、钉珠等等，两者差异并不大，因此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于赛道转换，而是团队的磨合。
“不过你要找到很好的工匠做礼服，有时候一件礼服就要花费6个月来完成。”
他强调，“团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相互理解，让他们明白我的创意和想法，这样才能高效运作。”
作为一名设计师他不仅还要参与服装设计，还要统筹整场服装秀，挑选秀导、模特儿、化妆师、确认服装搭配、观察走秀效果、甚至灯光、舞台高度等细节。
“50至60多个模特儿，你得让她们试穿衣服，试走，看看她们的笑容、发型，是否与设计相符合？”
“灯光和舞台的高度等等，都要用心去了解和关注。不过也要相信助理，我无法一人顾及全部的。”
此外，他于2021年踏足教育界，创办JCA伦敦时尚学院，从鞋履设计、婚纱和晚礼服再到教育领域，接下来还打算进军家具设计，其跨度不可谓不大。
他并未因为早已名成利就，便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反而一直开辟新的战场，勇于尝新，展现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
（原稿上传于24/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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