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蒋复璁致信冯至,说上海同济大学愿意聘他为教授,冯至回复同意,7月下旬一人到上海。其妻姚可崑,同一夏天受聘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职,听取冯至父亲劝告,她婉拒邀请。家公认为天津局势不稳,非久留之地,她最后带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到上海和丈夫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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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吴淞镇租一座小楼房,住所离同济大学附中不远。姚可崑被安排在同济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德语,校址在江湾,乘小火车往来。
不久二战爆发,同济大学迁至浙江金华。不过两个月,金华也成战区,同济大学转到江西赣州。一年不到,轮到赣州不安全。本预定迁往广西八步,还未上课,日军来袭,于是改为迁校昆明。
1938年秋,姚可崑染阿米巴痢疾,十天十夜,不省人事。冯至坐在床边,拉着她冰凉的手,日夜守护。她康复不久,冯至父亲去世,局势动乱无法奔丧,冯至读着家书泣不成声。不如意事接二连三,加上同济大学日子不好过,冯至心情坏透。他兼任附中主任,面对校内左翼和右翼斗争,伤脑筋事层出不穷。他认为领导无能且狡诈,欺善怕恶,一度辞职抗议,被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挽留。
1938年12月冯至一家抵达昆明。一住就是7年。日子一样贫苦,并且几次感染疾病,但是后来转到西南联大执教的冯至心情大好。那里文人荟萃,继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风,思想自由,各不相扰,只要把书教好,谁也管不了谁。“冯至回国已经4年,可以说是首次找到适合于他成长的土壤。”姚可崑说。
漂泊人生,淡笔浓情,姚可崑的《我与冯至》,确实好读。虽然历尽沧桑,笔下却没有悲戚控诉。出现人物,大部分是冯至益友。偶然涉及负面人事,都是蜻蜓点水。小场景处处流露温情,提供另一种维度的人生意义。
冯至才华横溢。璧华的《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是我中学时期一翻再翻的现代诗赏析集。冯至有4首诗入选,和徐志摩并列。被选中3首诗的诗人有闻一多、卞之琳、艾青和蔡其矫,大部分诗人只有1首或2首入璧华法眼,冯至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冯至是德国文学权威,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大西语系,用柳鸣九在〈回忆与思考朱光潜〉中的话,冯至和朱光潜齐名,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对众所周知的文坛和学术地位,姚可崑只是轻描淡写,多年来相亲相爱、互助互谅、休戚与共的经历才是书写回忆录动力。“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岁月里,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某些必然的苦难和欢乐。但总的看来,我们一生的旅途上并不曾受到过什么带有致命性的打击。换句活说,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
说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不过是看透生命本质。回忆录只写到1965年。若把文化大革命中离奇古怪的事迹写入书中,她说可以凑成一章,但是“她不想写”。她在结束语说冯至在十年浩劫中是双料黑货:“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反复受到批判。罪状不胜枚举,夫妇二人从容面对时局。“更寻高处倚危栏,闲看垂杨风里老。”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慌乱岁月,她说他经常吟诵老师沈尹默诗句自解。
姚可崑大冯至一年,二人相恋始于1929年。1930年冯至领取官费到德国留学,姚可崑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后,留在女附中教书。省吃俭用,每月工资大部分储蓄起来,备出国之用。1932年9月,她到德国:“我们不在一起时就是各人搞个人的学习,在一起时,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姚可崑说冯至性格温和,脾气好,是好丈夫。在赣州时,冯至有要事到武汉。赣州、武汉常有敌机轰炸。因为要理家,她强装平静,事实是夜不安眠,食不甘味。身处孤城,举目无援:“我整天悬心吊胆,怕他出事。”
姚可崑自己也是杏坛备受尊敬的人物。她本是中文老师,后来专注德文教学。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创办元老,也是该系知名教授。姚可崑2003年过世。《我与冯至》完成于1989年,但是迟至1994年冯至离世一年后才出版。
“一个85岁的女人,能有机会谈一谈跟她的伴侣共同度过的几十年的生活,自己感到是一种荣幸。”姚可崑说。“荣幸”二字,是相濡以沫,是夫妻之间相知相处的绝佳境界。丈夫点滴,她如数家珍,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细水长流,晚年说出,力道更强也更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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