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燏先生,出身书香门第,是清朝名臣曾国藩弟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曾先生自费到英国伦敦大学念考古,成为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女硕士。她终身未嫁,将自己奉献给中国的考古与博物馆事业……
现在正好是大学毕业季,也是我大学毕业10周年,所以最近就在老同学的微信群里聊了几句。其中,就有人提及今年上台做毕业演讲的本科毕业生代表上了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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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的这位“北大考古女孩”叫钟芳蓉,新闻说她原是留守儿童,4年前以湖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报考北大的冷门科系——考古学专业,当时引起不少关注。所以如今本科毕业了,去向如何也引起热议。
在中国,高考高分的学生一般会选择那些热门抢手的科系。虽说北大的考古在综合性上是全中国最顶尖的,但在大众眼中毕竟还是一门冷门科系,所以当时她的选择让许多人大跌眼镜是挺正常的。不过4年后的今天,新闻和评论区中一直都在强调“北大考古女孩”的这个身分,搞到不少人都以为整个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好像就只有一名女学生,班上的老同学就忍不住吐槽起来。
为什么考古行业阳盛阴衰呢?
实际情况是如何呢?女生就不能干考古吗?实际上,我们院系中的女生不少,尤其是本科阶段,班上女同学的数量往往比男同学还要多出一些,而且更积极更优秀的也多是女同学。但是,毕业后真正从事考古行业的,却是男性居多,男女比例失衡。这又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应该是考古行业中的野外工作属性所造成。虽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国的新闻提及某某城市在修地铁或盖房子时发现了古墓,容易让人产生遗迹就在我们脚下的错觉,但实际上大部分的考古发掘工作都在野外进行。
什么是野外?野外,往往是人烟稀少、位置距离城市非常遥远的地方,交通不便、通讯不便,甚至移动都不便。我当年算是非常幸运了,田野实习的地点在山东济南的龙山,距离城市只需坐车一个小时就能抵达。但我们刚开始的第一个月,由于当地考古所配的车子还没到位,所以每天早上吃过早点后,都得集体步行40分钟到考古工地,下午5点下工后又得走40分钟回到住宿的地方。这还没算中午得来回走一趟去吃午餐呢,但这也总比直接在工地旁安营扎寨好。为什么?往下看你就知道原因。
住的地方虽远,但好歹也是个容身之处。不过由于地方偏远,有些考古队暂居的地方可能没有热水,甚至可能自来水也无法每天及时供应。日常的洗漱在考古工地上,有时候还真的并不是那么地理所当然。尤其是如厕的问题,一般考古工地周边都不会有像样的厕所,当年我们就是在工地数十米外的一个小凹坡上搭建了一座临时厕所,排泄物直接随坑排出滋养土地。
由于中国的考古实习大多安排在秋冬季,所以空荡荡的工地在入冬后异常寒冷,我们只好在工地旁扎好的小帐篷内烧煤,大家轮流进去取暖。还记得有一次挂起大风,大家都冻得不行,所以二十多人一起挤进小小的帐篷内取暖。
上面这些还是生活和工作环境上的恶劣,有时候在做考古调查时,考古队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难题。因此,最后留下来在前线考古的,反而多是男性。
中国女性考古学家的典范
虽说如此,但那些往往经得起考验,最后走上考古这条路的女性,不少都是考古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第一位就是曾昭燏先生。她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清朝名臣曾国藩弟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妥妥的名门之后。曾先生最初念的是中文系,后来自费到英国伦敦大学念考古,成为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女硕士。
曾昭燏先生终身未嫁,将自己奉献给中国的考古与博物馆事业。她从英国回国后,就被当时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聘请,从最初的专门设计委员一直做到代理主任的职位。即使在日本侵华南京沦陷时期,曾先生随大队迁移到大后方,她依然有办法带队在四川、云南展开考古发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了南京博物院院长,与北方考古界的领军人物夏鼐先生合称“南曾北夏”。可惜的是,曾先生在文革爆发前的1964年底,于南京灵谷寺跳塔自尽,一代大家从此陨落。但她所做的研究和伟大贡献,仍然是中国考古界不可磨灭的神话。
另一位知名的女考古学家就是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先生。樊先生生于战乱的北平,中学在老家上海就读,后来进了北大考古学专业。
1963年,樊先生大学毕业,正好碰上敦煌文物研究所问北大要人,并指定要曾经在敦煌实习过的同学。当时去过敦煌实习的就只有两人,其中一位正是她。樊先生家人写信反对,但她想到学校和敦煌所需要她,于是她接受分配,去了敦煌。
当时的敦煌是连电都还没有的,樊先生就这样度过了18年没有电的生活,直到1981年中秋节,她才在敦煌迎来电力供应。
光是这样还不够,樊先生将一生都献给了考古和敦煌,甚至搭上了自己的家人。当时她的男友彭金章是北大考古系的同班同学,但毕业后樊先生去了敦煌,男友则分配到了湖北的武汉大学,两人开始异地恋。毕业后等了两年,男友到敦煌探望她,两人终于再次见面。
下一次见面又是两年后,而这一次他们决定结婚组织家庭,但婚后依然分居两地,每隔一两年樊先生才有机会申请到二十多天的探亲假到武汉见见丈夫。他们婚后生了两个孩子,但由于敦煌资源非常匮乏及工作的关系,孩子出生后都交给两人的姐姐帮忙照顾,然后再由丈夫一边工作一边带大。
但这种生活导致孩子学习不好,所以在两人结婚19年后,当时已经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彭金章先生辞去大学的教职,申请调派到敦煌,两个孩子则带到甘肃的兰州上学。这一年,樊锦诗先生48岁。彭先生到了敦煌后从零开始,致力于主持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而樊先生则在1998年升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直到2015年正式退休。
曾昭燏先生及樊锦诗先生这两位伟大的人物,可以说是中国女性考古学家的典范。前面说到的钟芳蓉师妹,4年前也曾说过她就是被樊先生的经历打动了,所以选择进入北大考古。如今毕业后的她也正在参加敦煌研究院的招聘,打算成为第二个“樊锦诗”。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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