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8:40pm 17/07/2024

德国之声 | 油罐车、鼠头连发中国食安出了什么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继油罐车遭披露混装化工煤油和食用油之后，中国周日（7月14日）又有一位消费者在微博上传影片指控，他在食用一款方便面时发现疑似鼠头，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学者指出，类似风波凸显了北京长期以来在改善食品安全措施方面的困境。

这并非中国第一次被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所笼罩。在2005年和2015年，中国媒体曾曝光类似的食用油不当运输行为。2010年，也有不肖厂商从排水沟中回收食用油，再以低价售予餐厅，被称作“地沟油”事件。

2008年，还有一起轰动中国的“毒奶粉事件”。当时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被验出含有三聚氢氨，导致多个省份的婴儿肾结石。涉嫌生产并销售该奶粉的主犯遭判死刑，此案也促使中国首部《食品安全法》于隔年通过。

对此，中国食安监管政策变革研究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约翰·小次郎·安田（John Kojiro Yasuda）告诉DW，近期的油罐车混装事件表明，即便在数十年的努力之后，中国仍然“处于食安系统转型的初期阶段”。

他向DW强调，改善中国食安体制是一项“仍在进行中”的工作，毕竟“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

14日，有中国网友发布影片称，在食用“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时吃到异物，发现疑似是鼠头，“我还咬了一口”。统一企业事后回应，产品都是经过检验合格才出厂销售，目前已向消费者取得联系并派人拜访，并已将原发影片撤除，目前该案还在内部调查当中。

此事件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质疑“食品安全就这么难吗”，并有不少人讽刺调查结果可能确认是“鸭脖”，也有人呼吁应等待官方消息。

去年6月，有一名中国学生表示在学校食堂用餐时吃到老鼠头，通报并经过调查后，一度判定涉事之异物为鸭脖，属“正常食物”。但在舆情发酵不久后，政府部门才联合调查出确定为鼠头。

近期延烧的油罐车混装事件，最初由《新京报》于7月2日披露，2辆刚卸完煤制油的罐车，在并未洗罐的情况下，立即装上了食用油并进行配送；涉事企业分别是汇福粮油集团和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两家业者都表示已针对上述指控展开内部调查。

报道指出，这种节省成本的运油做法已成为产业供应链中“公开的秘密”，许多中国罐车运输的液体并不固定，可同时承接糖浆、大豆油及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由此可见，食用油运输环节，实际上是处于一种脱管失控的状态”。

对于报道及网络舆论强调“油罐车未清洗”的论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向DW表示，不论过程中是否有清洗油罐，化学品和食用油之间的轮流运载本身就是不可接受的。

“就像即使马桶被清洗过，你也不会从马桶里喝水，”他说。

近期接二连三的食安风波，恰好发生在中国展开备受瞩目的“三中全会”前后。黄严忠认为，由于相关议程都已事先拟定，北京不太可能临时将食安问题变成会议的优先讨论事项，但很可能对其造成一定程度的压力。

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此前表示，对食用油混装事件“高度重视”，已成立联合调查小组彻查运输环节，对于违法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将依法严惩、绝不安宁”。

自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誓言要解决中国臭名昭著的食品安全问题。在2013年的一次公开谈话，习近平曾表示，如果党“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就会有人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然而，在食用油丑闻爆发后，中国媒体报道一款提供货车定位资讯的应用程式停用了其货车轨迹查询功能。同时有网友发现当时揭露此一事件的《新京报》调查记者韩福涛，其微博账号突被注销，引起有关人身安全的担忧。

黄严忠认为，从此事可见媒体在改善食安问题的关键角色，一来能提供消费者重要资讯，二来是起到监督政府作用，但像韩福涛一样的调查记者，在中国逐渐“濒临绝种”，此类调查报道属于少数个案。

安田则分析，尽管北京将食品安全视为优先事项，但他对于习近平会否愿意“开放权力的闸门，赋予消费者和媒体更多权利”来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反之，习近平可能会设想“一个更加强大和有力的国家机器”来解决食安问题。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食安法之一，第一部《食品安全法》正式在2009年上路，至今经过多次修订。黄严忠认为，与其进一步收紧规范，如何加强这些法律的执行更为关键。

2018年，中国在第十三届人大会议上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废除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FDA），并将管理食品和药品权责分拆成不同机构，合并至“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之下，隶属在国务院底下。

“这意味著监管食品安全的功能被削弱了，”黄严忠告诉DW，并补充说中国政府本应该赋予FDA更多权力，甚至使其超越中央部级水平。

但学者安田认为，中国在机构改革之后的总体食安发展趋势是“正向的”，只是中国的食品市场极度复杂且分散，无法单凭政府部门来解决问题，市场上也必须拥有“相当警惕、能够积极惩罚不遵守食安规定业者的消费者群体”。

他指出，中国消费者因对市场缺乏信任，普遍不愿意出于安全因素购买相对较昂贵的商品，导致供应商也缺乏“激励制度”去提供更高质量的食品，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此外，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也非常关键。安田告诉DW，即使在现代的中国，农产食品生产商和分销商的数量仍是相当巨大的，“当你面对的是大约1.5亿到2亿个农场时，（政府）要从基层开始监管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