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特朗普脸上的一抹血痕

● 第20任总统加菲尔德，1881年7月2日在火车站被暗杀。

●第25任总统麦金莱，1901年9月6日在演讲时被暗杀。

●第35任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在乘坐敞篷车参加游行时被暗杀。

其他几宗是总统遇刺却侥幸逃过一劫的，包括1981年的里根、1975年的福特、1950年的杜鲁门、1933年的罗斯福等等。

在美国这种轻易可购买枪支的国度，枪器泛滥使“子弹”成了政治异见的解决方法之一。

在西方学术界，讨论公众人物被袭击也成了热门研究议题，所针对的也不只是政治人物。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报告，来自美国特勤局（Secret Service），一个负责保护美国高级政治人物（包括总统）的政府组织；7月14日发生袭击事件后，在台上掩护特朗普的几名彪形大汉，就是特勤局的特工。

在特勤局的“特殊案例研究项目”（Exceptional Case Study Project）里，共记录了83个在1949至1995年内，针对著名公职人员或公众人物的暗杀和袭击案件。该研究发现，“暗杀”是可以辨识的“思维”和“行为”过程；这些袭击者的谋划和执行计划的能力，一般非常强，但并不一定有精神疾病（参见1999年3月《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报告）。

这份报告，开启了学术界往后更多有关著名公众人物的袭击研究，其中大部分发生在欧美、澳等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针对政治人物、皇室成员、司法官员等公众人物。

美国University of Californi研究员统计了1995至2015年间共56个公众人物的案件，从袭击前行为、袭击特征、干案心理等角度，探讨这些袭击者的犯案动机。这些案件里，政治人物、法官和运动员是三大类受害者，袭击者大多是男性，其中许多有精神疾病，有部分是狂妄自大，但大多数都有暴力或非暴力犯罪记录。他们的袭击动机，一般纯粹是个人的，比如对司法、施政制度的不满，而不是为了博取出名（引2016年10月《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期刊论文）。

二十多年前，“支持政治暴力”和“不满”有关联这种说法，在学界被认为是过时的；2020年，挪威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研究人员使用危地马拉、尼泊尔和北爱尔兰的调查数据，却证实了群众“不满”的确是和“支持暴力”是有高风险相关的，尤其是当“不满”源于“社会经济不平等”和“族裔群体不平等”时，更容易激发众怒和群起反抗（引2020年3月《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期刊 ）。惟特朗普和其支持者对当前体制的不满和不信任，显现的不只是“动口不动手”的支持暴力，还实际发动2021年1月的“袭击国会山”（Capitol Hill）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预防此类悲剧的发生，责任不只在于政府和维安团队。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可以扮演发挥防范未然的角色。例如，目前一些澳洲大学经已开始在教学和研究领域里，纳入公平、多样性和包容性（equ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价值灌输，并通过各类社区活动，鼓励多元化观点和培养“接受文化”，促进包容性和多样性。

我们希望未来的社会主人翁，都懂得聆听和同理不同观点，都懂得对敏感话题保持开放和尊重的态度，都懂得以“非暴力”理性方式，来解决冲突。

而不是鲁莽粗暴的以“一抹血痕”来宣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