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期,母親為了讓我們瞭解時事課題、提升寫作能力,於是便訂閱《星洲日報》。
送報員是六旬的阿勇伯,因為有了阿勇伯,放學的午後、假期的早晨,《星洲日報》總會準時出現在家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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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不常與他聊天,不過阿勇伯為人健談,倒是常和母親寒暄,因此對我們家有一定的瞭解。有時遇見他,向他打招呼後,他便會和我寒暄。從交談內容中,他得知我有投稿的習慣。還記得那個早晨,他來我家送報時,大聲叫我的名字。剛好我有在家,便走到門口去。只見他打開副刊,和我說:“登了登了,你寫的文字刊登了!”縱然那麼多年,我始終記得阿勇伯那笑得見牙不見眼的微笑,彷彿手上握著的是開獎的彩票。後來寫作的路上,阿勇伯那個早晨的微笑總是帶給我無盡的信心。
阿勇伯就這樣為我們日日送來報紙,看著我從中學淺藍色的校裙,再換成白衣襯衫和淺藍色裙子的服裝。他總是敬業樂業,確保每一份《星洲日報》都有交到讀者的手上,再乘著他的Honda離開。又後來,疫情來襲,阿勇伯就沒再送我們這一區了。如今,我們也沒訂閱實體的《星洲日報》了,不過阿勇伯的存在,對我們而言,就是《星洲日報》的代言人。
最為可惜的是,我們並沒和阿勇伯一起拍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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