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镇东.柔佛二次起飞的机遇

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弹，尤其是发达国家因为去工业化所致的高失业率和低薪资而引发的民怨，导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民粹主义的崛起现象。

冠病疫情和俄乌战争标志着“精益化适时生产模式”（just-in-time）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防万一”（just-in-case）生产和管理模式。风险（和如何降低风险）而不是效率，是如今最重要的考量。

中国不再是世界唯一的工厂，而新加坡急需腹地进行生产，让柔佛在这个新时代再次得到关注。柔佛应该把握契机，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崛起成为重要经济枢纽。

拟议中的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是达成新协议和平衡各方利益的绝佳机会。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在四个思维转换。

第一：大新山区不应该被视为大马半岛的边缘地带，而应该像墨尔本之于澳洲、大阪之于日本、釜山之于韩国一样，被看作是国家的第二大经济中心。

在独立之前，槟城和怡保等城市与吉隆坡的人口及经济活动都不相伯仲，而柔佛州与半岛其他州属相比也非常富裕。独立之后的政治结构却发展成以吉隆坡为中心、由首相领导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中央集权模式。

中央政治领袖和官僚体系应该认清大新山区、砂拉越或槟城-居林半导体集群的蓬勃发展对国家有利无弊。这些地区及其州政府应该被赋予更多决策权力。

第二：建立新加坡和柔佛之间真正的伙伴关系，也以新视角重新审视1990年代初提出的“新加坡-柔佛-廖内成长三角”（SIJORI）概念。

柔佛和廖内群岛应该放眼成为新加坡的合作伙伴，而不只是服务于新加坡的需求。特别是柔佛，应该积极推行科技政策，打造稳健的科技创新环境。

有鉴于此，大新山区这一回的发展，必须吸取教训，不重演2000年代依斯干达特区发展最后都变成地产炒作的历史，而是向深圳学习，着重发展科技和创新领域。我们同时也应该与新加坡和印尼建立对等的伙伴关系，并从马来西亚科技公司中培育全球领军企业。

柔新经济特区和新的成长三角（柔佛、新加坡、廖内）应该通关集群效应释放每一方的潜力，而不仅仅是让周边地区支持新加坡的经济需求。

第三：清楚意识到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在新时代的重要性。过去一味追求经济效率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经济安全才是当代的最大考量。现在，发展经济就是发展供应链，并使其具有韧性和更安全。

我们不需要危害水供和能源供应稳定性的外资项目，因为这将影响其他行业的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两头不到岸。

第四：将工人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新自由主义只关注股东，忽视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

柔佛的二次起飞必须建立在柔佛和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拥有有意义且支付体面薪资工作的基础上。柔佛和马来西亚必须通过所有政策管道提高工资，并创造对企业和工人双方都更有价值的产业。

要打造柔佛的二次起飞，就必须了解新的世界秩序，从而改变思维。新山自1858年开埠以来，已拥有应对全球变革的经验。此经验将帮助现在的柔佛，再次在新时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