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鎮東.柔佛二次起飛的機遇

對全球化的強烈反彈，尤其是發達國家因為去工業化所致的高失業率和低薪資而引發的民怨，導致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民粹主義的崛起現象。

冠病疫情和俄烏戰爭標誌著“精益化適時生產模式”（just-in-time）時代的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以防萬一”（just-in-case）生產和管理模式。風險（和如何降低風險）而不是效率，是如今最重要的考量。

中國不再是世界唯一的工廠，而新加坡急需腹地進行生產，讓柔佛在這個新時代再次得到關注。柔佛應該把握契機，像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樣，崛起成為重要經濟樞紐。

擬議中的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是達成新協議和平衡各方利益的絕佳機會。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需在四個思維轉換。

第一：大新山區不應該被視為大馬半島的邊緣地帶，而應該像墨爾本之於澳洲、大阪之於日本、釜山之於韓國一樣，被看作是國家的第二大經濟中心。

在獨立之前，檳城和怡保等城市與吉隆坡的人口及經濟活動都不相伯仲，而柔佛州與半島其他州屬相比也非常富裕。獨立之後的政治結構卻發展成以吉隆坡為中心、由首相領導單一政黨長期執政的中央集權模式。

中央政治領袖和官僚體系應該認清大新山區、砂拉越或檳城-居林半導體集群的蓬勃發展對國家有利無弊。這些地區及其州政府應該被賦予更多決策權力。

第二：建立新加坡和柔佛之間真正的夥伴關係，也以新視角重新審視1990年代初提出的“新加坡-柔佛-廖內成長三角”（SIJORI）概念。

柔佛和廖內群島應該放眼成為新加坡的合作伙伴，而不只是服務於新加坡的需求。特別是柔佛，應該積極推行科技政策，打造穩健的科技創新環境。

有鑑於此，大新山區這一回的發展，必須吸取教訓，不重演2000年代依斯干達特區發展最後都變成地產炒作的歷史，而是向深圳學習，著重發展科技和創新領域。我們同時也應該與新加坡和印尼建立對等的夥伴關係，並從馬來西亞科技公司中培育全球領軍企業。

柔新經濟特區和新的成長三角（柔佛、新加坡、廖內）應該通關集群效應釋放每一方的潛力，而不僅僅是讓周邊地區支持新加坡的經濟需求。

第三：清楚意識到供應鏈韌性和安全在新時代的重要性。過去一味追求經濟效率的觀念已經不合時宜，經濟安全才是當代的最大考量。現在，發展經濟就是發展供應鏈，並使其具有韌性和更安全。

我們不需要危害水供和能源供應穩定性的外資項目，因為這將影響其他行業的供應鏈韌性和安全，兩頭不到岸。

第四：將工人放在經濟發展的首要位置。新自由主義只關注股東，忽視其他所有利益相關者。

柔佛的二次起飛必須建立在柔佛和全體馬來西亞人民擁有有意義且支付體面薪資工作的基礎上。柔佛和馬來西亞必須通過所有政策管道提高工資，並創造對企業和工人雙方都更有價值的產業。

要打造柔佛的二次起飛，就必須瞭解新的世界秩序，從而改變思維。新山自1858年開埠以來，已擁有應對全球變革的經驗。此經驗將幫助現在的柔佛，再次在新時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