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权力一旦不受控制,缺乏制衡,就容易走向滥权腐败,影响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因此,媒体须拥有足够的空间,以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发挥监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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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揭露人力资源发展机构(HRD Corp)滥用基金来进行高风险投资,该机构已被推到风口浪尖,批评声浪如潮涌至。
基于事件关乎公共利益,媒体自然加以报道,发挥第四权的监督功能,同时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奈何,人力资源发展机构却“发难”,向3家新闻媒体机构发出律师信,即The Edge Communications私人有限公司及旗下一名撰稿人、The Vibes和透视大马。
根据早前的报道,人力资源发展机构指控The Edge发布两篇有关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调查报告及2024年总稽查司报告的报道时,构成诽谤。
该两篇报道分别是于本月4日刊登的《公账会标记人力资源发展机构的可疑房产交易》,以及刊登在本月8日至14日周刊的《坦白说:人力资源发展机构的治理违规》。该机构要求撤下相关报道,作出道歉,以及赔偿损失。不过,The Edge站稳立场,准备作出辩护。
人力资源发展机构喊告媒体一事,无疑为这项课题火上添油,惹来更多抨击。国会公账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人力资源发展机构发律师信的做法 ,并认为此举是试图向媒体施加压力。公账会也要求该机构撤回向The Edge或我国任何媒体公司发出的律师信,并停止恐吓记者或大众媒体的行为。
所幸的是,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迅速介入,在国会公账会发言谴责之前,已指示人力资源发展机构撤回律师信。部长说:“我完全不同意起诉媒体的行为,因为我坚信媒体有自由……”部长所言甚是。媒体应该有足够的自由,对关乎公共利益的课题进行报道。而且,媒体揭发、报道弊端,乃是履行职务,何错之有?
媒体是民主体制中的第四权,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传达资讯和消息,媒体也肩负监督的功能。任何权力一旦不受控制,缺乏制衡,就容易走向滥权腐败,影响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因此,媒体须拥有足够的空间,以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发挥监督功能。
当政府机构或其他单位动辄对媒体发出律师信,就会产生一股压力,影响媒体履行职责。无论是政府机构、政治人物或其他单位,都应抱持开放的态度,接受媒体的监督。媒体不是政府机构或政治人物的敌人,媒体只是要扮演好民主制度中的第四权角色,保障社会利益,推动国家前进。
不仅媒体需有足够的空间去揭露和报道弊端,其他非政府组织与个人在揭发问题或捍卫人权时,也该受到保护。日前,19个人权组织呼吁拟定反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Anti-SLAPP)法案,防止任何人利用法庭和潜在诉讼威胁来恐吓正在行使权利者。他们也促请政府、政府机构和政府相关公司,永不再对媒体、记者和/或人权捍卫者采取威胁或使用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SLAPP)。
若没有这层保护,非政府组织或人权捍卫者很容易受到有权势者的打压。一旦越来越多人因为压力或威胁而噤声,民主社会就失去制衡的力量,倒向一方。在民主社会,各方应以开阔的胸怀来接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并在批评声音中,学会纠正错误,修补疏漏,然后向前迈进。毕竟,以打压的方式来掩盖弊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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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爾特被捕並立即送往海牙國際刑事法院審訊,意味著杜特爾特與馬可斯家族徹底翻臉;菲律賓政壇將進入新階段。這一事件不僅動搖菲律賓司法獨立,更可能對中期選舉結果造成影響。
周二上午,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从香港返抵马尼拉后,遭到警方以配合国际刑事法院(ICC)的逮捕令为由逮捕,并立即以专机送往荷兰海牙接受调查,警方效率之高罕见。
杜特尔特在2016年至2022年的总统任内,强硬反毒立场曾经风光一时;2013至2016年间任达沃市市长时,对毒贩杀无赦的行动获得许多反毒人士的赞扬。但他极端的“反毒战争”被ICC指控:“涉嫌危害人类罪!”菲律宾现任副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萨拉声明:“这是迫害,不是正义;对国家主权是公然侮辱。”
杜特尔特被捕,不仅在菲律宾国内引起巨大震动,也对东南亚的政治格局带来深远影响。为何送往海牙,难道菲律宾无法在国内审判?这是许多人的疑问。
杜特尔特为何不在国内受审?
杜特尔特在达沃市长与总统任期内发起“禁毒战争”(War on Drugs),官方数据显示至少6000名可疑毒贩与吸毒者被警方或身分不明杀手击毙(人权组织声称实际数字超过2万名)。于是人权人士及死者家属于2018年向国际刑事法院控告杜特尔特放任警察进行“法外处决”。
大规模的法外处决,构成危害人类罪。虽然菲律宾于2019年正式退出了《罗马规约》,但国际刑事法院仍保留对杜特尔特的调查权,并在2025年初发出逮捕令。菲律宾现任政府在收到逮捕令后,并没有以主权为由阻止,反而迅速配合国际组织,将杜特尔特押送至海牙。
菲律宾不选择在国内审判杜特尔特,主要考量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菲律宾司法体系的局限:菲律宾司法体系在审理涉及前总统案件时,有很大可能受到政治压力和司法不公的影响。杜特尔特在任内安插盟友在司法机关任高职,建立强大的司法保护网。如果在菲律宾审判,杜特尔特会利用关系网拖延审判,影响判决结果。
其二,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尽管菲律宾已经退出《罗马规约》,但由于杜特尔特在2019年退出前已经被ICC立案调查,法院仍然有权继续审理他的案件。此外,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菲律宾国内司法体系无法确保公平审判,因此ICC决定介入。
其三,现任总统小马可斯政府的政治考量:希望配合ICC逮捕杜特尔特,向国际社会表明菲律宾政府尊重法治,同时一石二鸟的削弱杜特尔特家族在菲律宾政坛的影响力。小马可斯政府认为,如果由ICC审判,国内政治分歧会减少,政府可以专注于施政,而不会被国内政治斗争或民众街头抗争而拖累。
对菲律宾政治局势的影响:5月中期选举展望
菲律宾即将在2025年5月迎来中期选举,而杜特尔特的被捕无疑会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会削弱杜特尔特派系的政治影响力,杜特尔特家族在南部达沃地区拥有强大支持基础。杜特尔特的被捕可能会影响其女儿、副总统萨拉的政治前途。她原本被认为是2028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但父亲被捕会损害她的政治声誉,甚至影响她在中期选举中的影响力。
相反的,杜特尔特支持者对他被押送海牙感到愤怒,认为与杜特尔特联盟的小马可斯“出卖”盟友。因此,在选举中,亲杜特尔特派系的选民可能会转而支持反对小马可斯的候选人,这将导致执政联盟在国会选举中丧失优势。
如果选举结果对执政党不利,小马可斯的政权稳定会受到挑战。他将面临国会的反对派压力,甚至影响未来的选举连任。因此,小马可斯必须采取措施安抚选民,防止支持率下滑。
如果按照剧本走,杜特尔特的支持者会组织抗议活动,引发社会动荡。菲律宾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因政治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政府需要妥善应对,以防止局势失控。
杜特尔特与小马可斯结盟破裂的原因
杜特尔特与小马可斯在2022年总统大选时结盟,但才两年,关系却急剧恶化。导致他们“翻脸”的主要原因包括:
其一,对华政策分歧:杜特尔特执政期间采取“亲华”政策,与中国关系密切;而小马可斯上台后则在对华政策上转向亲美,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对华政策的分歧导致两人关系逐渐疏远。
其二,禁毒政策的矛盾:杜特尔特以“铁腕禁毒”,而小马可斯政府在禁毒问题上却采取怀柔政策,强调应该进行司法改革和社会康复计划,而非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疑犯。这使得杜特尔特派系认为小马可斯在削弱他们的政策遗产。
其三,政治利益冲突:小马可斯准备2028年继续执政,而杜特尔特家族则希望在下届大选中夺回政权。双方的政治利益出现冲突,最终导致联盟破裂。副总统萨拉曾因斗争而扬言刺杀小马可斯,众议院多为小马可斯盟友,因此通过弹劾萨拉的决议,目前弹劾案现已呈上参议院,等候裁决。
杜特尔特被捕并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审判,意味著菲律宾政坛进入新阶段,亦即现有的执政联盟分裂。这一事件对菲律宾的司法体系,以及中期选举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未来,菲律宾政府需要在国际压力与国内政治稳定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小马可斯必须在国际社会前维护法治,另一方面,他必须安抚杜特尔特的支持者,以避免政治危机扩大。
无论如何,杜特尔特的被捕已经成为菲律宾政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未来的局势发展仍值得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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