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旅遊驅動的遺產保護的經濟利益不可否認，但至關重要的是採用更全面的方法，重視所有遺產地的文化和歷史意義。
建立全面的機制，國家層面登記和保護潛在的文化遺產，而社區組織自發性發起社區文化運動，以幫助識別和保護中下階層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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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這些年來，因旅遊經濟而刺激的文化遺產保存，大部分仍偏向經濟利益思考，尤其是一些由政府開發的古蹟保存案例，以吸引遊客創造地方經濟收入為目標，往往選擇一些華麗或規模宏大的遺產為保存對象，加以再利用或打造成旅遊景點，在古蹟修復的做法上，也往往採取快速、廉價的方法來處理，以便提高投資報酬率；相較之下，那些簡樸的民間遺產往往被忽視。
根據觀察，在檳城喬治市及馬六甲申遺後，仍有不少在核心區範圍內的老舊街屋被拆除或不當改建。由於這些遺產普遍上未受到大家矚目，通常是無聲的消失，在經濟主流價值觀主導下，很少人會對這些遺失的東西感到惋惜。因此，有民間團體開始組織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社區導覽、文化地圖、工作坊等等，從眾人角度去思考文化保存的意義。
簡單來說，這兩種趨勢可以分為由上而下，即政府主導的文化遺產保存，以及由下而上，由民間自發組織的文化保存運動。從外國許多保存案例，尤其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例子可以看出，文化遺產保存不應只看重經濟價值，也應該思考它們對塑造社區認同、促進社會和諧的功用。若以社區認同及凝聚力為主要考量，則民間中下階層的文化遺產更應獲得重視。
環顧四周，在馬來西亞有許多地方具備了文化遺產的條件。文化遺產並非大城市的專利，例如散落在全馬各地的新村，或產業遺產如錫礦、橡膠種植、甘蜜、茶業等等，甚至在偏遠地區的原住民村落，都有相當精彩且具備文化遺產價值的事物。只因為我國目前還沒有完善的機制，將這些有條件的文化遺產登錄，並以國家資源來加以保護。
以旅遊業來推動文化遺產保存的方式，有幾個負面影響：首先，將遺產地轉變為旅遊景點，通常會導致其原有特色和真實性的特徵喪失，這些地方在文化和歷史的重要本質，可能會因優先考慮商業利益而被淡化；此外，遺產地的商業化可能導致當地社區的遷移，這些社區已經在該地生活和工作了幾代人，房價上漲和迎合遊客的企業湧入，可能使當地居民難以在自己的社區繼續生活。
不具有明顯旅遊吸引力的遺產經常被忽視，這包括簡單的住宅、傳統店鋪和可能不被遊客認為“有吸引力”的地方習俗，但這些對於保護整體文化遺產樣貌，以及社區文化結構至關重要。換言之，這樣的文化保存策略往往以遊客為主要對象，而非跟文化遺產有更直接關聯的當地人，如此一來，文化遺產保存變成本末倒置。
需要更全面宏觀的文化保護策略
為了應對這些問題，需要更平衡且全面的遺產保護方法，既重視遺產地的經濟潛力，也重視其文化和歷史意義，這包括制定保護策略，涵蓋了從宏偉建築到簡樸店鋪，從主流文化習俗到少數群體的各種遺產。通過讓當地社區參與保護過程，確保其需求和觀點得到考慮，有助於維護遺產地的社會和文化結構。推廣平衡經濟效益與保護遺產地真實和完整的可持續旅遊實踐，包括規範遺產區內的商業活動，防止過度商業化。建立全面的機制，國家層面登記和保護潛在的文化遺產，而社區組織自發性發起社區文化運動，以幫助識別和保護中下階層的文化遺產。
儘管旅遊驅動的遺產保護的經濟利益不可否認，但至關重要的是採用更全面的方法，重視所有遺產地的文化和歷史意義。通過這樣做，馬來西亞可以確保為子孫後代保留其豐富多樣的文化遺產，從而增強民族認同感和社會凝聚力。
相較於地方政府及旅遊、藝術及文化部的做法，隸屬於國庫控股的城市力學（Think City），在檳城喬治市、馬六甲、吉隆坡、新山、太平及玲瓏，以經費補助方式，邀請這些地方的非政府組織提呈計劃，是個由政府透過民間組織來推動文化保存的有效機制。這些年來，其產生的結果包括都市空間改造、地方創生（Place Making）、後巷美化、社區藝術計劃、出版等等，讓人耳目一新。這種合作模式不僅在保護文化遺產方面取得顯著成果，在增強社區凝聚力和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可以保留其豐富多樣的文化遺產，還能為未來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實現經濟效益與文化價值的雙贏。
然而，Think City的資源畢竟有限，其努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區，尚未實現全國和全面化的文化保護策略。尤其是偏遠及東馬地區，自然和人文地景（Cultural Landscape）豐富的文化遺產，需要更多人的關注。政府需要制定更宏觀且全面的文化策略，才能無愧於擁有豐富生態環境和多樣性人文環境的國家。
延伸閱讀： 張集強／老新村新氣象 張集強／新村申遺 張集強／文化保存的濫觴 張集強／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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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保25日讯）怡保高庭今天裁决政府需向一名11个月大男婴的父母赔偿超过82万2000令吉，原因是7年前苏丹后拜润医院发生的医疗管理不当及延误，导致婴儿不幸去世。
男婴父母希山姆丁（58岁）和祖安丝妮达（45岁）在2018年4月5日将儿子希伊贾兹送到该医院求诊，当时孩子出现发烧、咳嗽及呼吸困难的症状。
呼吸困难治疗不充分
高庭法官苏珊雅在判词中指出，尽管男婴明显出现呼吸困难的迹象，院方却延误治疗，所给予的治疗不充分，且未能适时转介至专业医疗接受进一步治疗；男婴在承受了一个多月的多重并发症后，于2018年5月21日因败血性休克去世。
夫妇俩随后提起诉讼，将包括多名医生、苏丹后拜润医院及政府在内的44造列入起诉名单。
苏珊雅表示，此案存在严重的疏忽行为，导致孩子长期受苦，并对其父母造成严重的情感创伤。
没人制定有系统医疗计划
“当男婴病情持续恶化，医疗记录中却没有显示专科医生之间有任何关于稳定病情及转院治疗的讨论。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制定出有系统的医疗计划，以有效稳定并处理男婴的病情。”
她说，在男婴入院后两周，其父母一直未被告知孩子病情恶化的情况及转院治疗的必要性，男婴仅由医务人员照料，未得到适当的专科治疗。
法院随后判决起诉人可获特别赔偿金2万2180令吉、一般赔偿金30万令吉，以及特殊额外赔偿金50万令吉。法院还判起诉人获赔诉讼费用10万零1333令吉85仙。
法院驳回了起诉人要求惩罚性赔偿的请求，因为未能达到法律要求的标准，无法证明被起诉人的行为是极其恶劣、压迫性、恶意或违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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