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集強／如何全面保存我們的文化遺產？
儘管旅遊驅動的遺產保護的經濟利益不可否認，但至關重要的是採用更全面的方法，重視所有遺產地的文化和歷史意義。
建立全面的機制，國家層面登記和保護潛在的文化遺產，而社區組織自發性發起社區文化運動，以幫助識別和保護中下階層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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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這些年來，因旅遊經濟而刺激的文化遺產保存，大部分仍偏向經濟利益思考，尤其是一些由政府開發的古蹟保存案例，以吸引遊客創造地方經濟收入為目標，往往選擇一些華麗或規模宏大的遺產為保存對象，加以再利用或打造成旅遊景點，在古蹟修復的做法上，也往往採取快速、廉價的方法來處理，以便提高投資報酬率；相較之下，那些簡樸的民間遺產往往被忽視。
根據觀察，在檳城喬治市及馬六甲申遺後，仍有不少在核心區範圍內的老舊街屋被拆除或不當改建。由於這些遺產普遍上未受到大家矚目，通常是無聲的消失，在經濟主流價值觀主導下，很少人會對這些遺失的東西感到惋惜。因此，有民間團體開始組織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社區導覽、文化地圖、工作坊等等，從眾人角度去思考文化保存的意義。
簡單來說，這兩種趨勢可以分為由上而下，即政府主導的文化遺產保存，以及由下而上，由民間自發組織的文化保存運動。從外國許多保存案例，尤其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例子可以看出，文化遺產保存不應只看重經濟價值，也應該思考它們對塑造社區認同、促進社會和諧的功用。若以社區認同及凝聚力為主要考量，則民間中下階層的文化遺產更應獲得重視。
環顧四周，在馬來西亞有許多地方具備了文化遺產的條件。文化遺產並非大城市的專利，例如散落在全馬各地的新村，或產業遺產如錫礦、橡膠種植、甘蜜、茶業等等，甚至在偏遠地區的原住民村落，都有相當精彩且具備文化遺產價值的事物。只因為我國目前還沒有完善的機制，將這些有條件的文化遺產登錄，並以國家資源來加以保護。
以旅遊業來推動文化遺產保存的方式，有幾個負面影響：首先，將遺產地轉變為旅遊景點，通常會導致其原有特色和真實性的特徵喪失，這些地方在文化和歷史的重要本質，可能會因優先考慮商業利益而被淡化；此外，遺產地的商業化可能導致當地社區的遷移，這些社區已經在該地生活和工作了幾代人，房價上漲和迎合遊客的企業湧入，可能使當地居民難以在自己的社區繼續生活。
不具有明顯旅遊吸引力的遺產經常被忽視，這包括簡單的住宅、傳統店鋪和可能不被遊客認為“有吸引力”的地方習俗，但這些對於保護整體文化遺產樣貌，以及社區文化結構至關重要。換言之，這樣的文化保存策略往往以遊客為主要對象，而非跟文化遺產有更直接關聯的當地人，如此一來，文化遺產保存變成本末倒置。
需要更全面宏觀的文化保護策略
為了應對這些問題，需要更平衡且全面的遺產保護方法，既重視遺產地的經濟潛力，也重視其文化和歷史意義，這包括制定保護策略，涵蓋了從宏偉建築到簡樸店鋪，從主流文化習俗到少數群體的各種遺產。通過讓當地社區參與保護過程，確保其需求和觀點得到考慮，有助於維護遺產地的社會和文化結構。推廣平衡經濟效益與保護遺產地真實和完整的可持續旅遊實踐，包括規範遺產區內的商業活動，防止過度商業化。建立全面的機制，國家層面登記和保護潛在的文化遺產，而社區組織自發性發起社區文化運動，以幫助識別和保護中下階層的文化遺產。
儘管旅遊驅動的遺產保護的經濟利益不可否認，但至關重要的是採用更全面的方法，重視所有遺產地的文化和歷史意義。通過這樣做，馬來西亞可以確保為子孫後代保留其豐富多樣的文化遺產，從而增強民族認同感和社會凝聚力。
相較於地方政府及旅遊、藝術及文化部的做法，隸屬於國庫控股的城市力學（Think City），在檳城喬治市、馬六甲、吉隆坡、新山、太平及玲瓏，以經費補助方式，邀請這些地方的非政府組織提呈計劃，是個由政府透過民間組織來推動文化保存的有效機制。這些年來，其產生的結果包括都市空間改造、地方創生（Place Making）、後巷美化、社區藝術計劃、出版等等，讓人耳目一新。這種合作模式不僅在保護文化遺產方面取得顯著成果，在增強社區凝聚力和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可以保留其豐富多樣的文化遺產，還能為未來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實現經濟效益與文化價值的雙贏。
然而，Think City的資源畢竟有限，其努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區，尚未實現全國和全面化的文化保護策略。尤其是偏遠及東馬地區，自然和人文地景（Cultural Landscape）豐富的文化遺產，需要更多人的關注。政府需要制定更宏觀且全面的文化策略，才能無愧於擁有豐富生態環境和多樣性人文環境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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